文|都本伟
我过去长期在辽宁工作,两年前退休后,被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以专家学者身份,聘任到一所著名的民办大学做党务和督学工作,发挥点余热。一年多来,我认真地观察和亲身感受这块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社会现状,与我长期工作的东北不自觉地进行横向比较,有一些体会和认识。
地域文化不同
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环境的优劣,一个经济体的活跃与否,取决于这个经济体的人的观念的保守或开放程度。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和广东地域文化表现出很大差异,两地人的观念也表现出明显不同。广东自古就是中国著名的商埠,对外开放的门户,华侨最多,商人最多,商机最多,商业文化悠久,生意气息浓重,经商意识最强,“一切向钱看”。因此,这里人们的观念是以利益为重的,工作性质不分国有与民营,不分高贵与低下,不分八小时之内还是之外,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干。
我刚来时,学校给我租了套房子,总要收拾一下。到市场上找零工,他们不分上班下班时间,有时半夜敲门,给你修这修那,只要你有需求,就有人为你服务,从不拖时;这里的服务业发达,夜生活丰富,许多老百姓都有买卖做,特别是白天在机关公司上班的员工,下班后都开自己家的买卖;这里的民营企业多,体制机制灵活,人们的市场意识强,有的人打几份工,为赚钱而不怕辛苦劳累;这里人们的消费意识强,八项规定出台后,对这里餐饮业的影响并不大,因为私人消费强劲,餐饮业十分发达,早中晚茶都是老百姓在消费;这里人们的生育意识强,劳动力充足,在放开两孩政策前,就有生多胎的传统,在农村人们宁愿被罚款,也要多生娃,这些孩子都是今后的劳动者大军;这里的人才出现了下沉现象,我发现乡镇有许多名牌大学生,民办企业也雇用了许多大学生和高职生,他们不挑城市和乡村,不挑工作岗位,都安心工作。
而东北是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用五个五年计划,把东北布局成煤炭石油钢铁重化基地。当广东人向钱看时,东北人习惯于把目光投向中央政府,当广东人靠商机致富时,东北人离开体制像被丢失的孩子一样,痛苦无助。广东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意识、发财致富的勤劳、体制意识的淡薄等,都是东北人所缺少的。在东北,人们的观念还是重机关、国企、大城市,好行业,爱面子、讲虚荣、重人情,生育意识低,人才不愿下基层,都是差距所在。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说,东北具有资源优势,特别是人均资源量的优势,过去人们“闯关东”,都是奔着黑土地来的,白山黑水天然地适宜发展农业和工业,而农业和工业都具有将劳动力锁定的特点。农业发达,老百姓则衣食无忧,而工业在早期又属于劳动力集聚型产业,产业工人的地位和收入都比较高,这就大大降低了老百姓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始动力。
相反,广东人多地少,早期温饱都成问题,受生存所迫有了外出谋生的天然动力,自然就出现了很多买卖人、生意人。为了子承父业,广东人生育意识强,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的实施被大打折扣。相反,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执行得最彻底,少生子被传播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加上东北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生育、养育成本上升,想生、多生的年轻人也就大幅减少,再加上年轻人选择去南方发展,形成了东北人口的负增长和老龄化现象。
东北的地理气候特征又决定了投资和生活成本的高企。在这里投资建厂要解决冬季采暖、墙体保温、门窗隔寒等问题,同时冬季冰天雪地半年无法施工又决定了在这里投资建厂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在这里生活,也要解决好保暖、生计等特殊问题,所以,广东人一般不愿到东北投资也与这一因素有关。
政府效率不同
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政府的效率和服务意识,一个政府的工作效率高,会抓住商业机会,因而会更多地创造效益。我所在的高校地处全国百强镇的狮山镇,去年的GDP超1000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过100亿,比我们东北的许多地级市都高。该镇的财政收入大都是所在企业的税收,像一汽、碧桂园、美的都在此有项目,这些项目也不都是自产的,而是政府招商招来的。
这里政府的服务意识强,有一次,我校门前想修座过街天桥方便师生安全出行,我打电话给该镇镇长,想去拜访他,他电话里回答我说,你不用来,下午我到你办公室。我还以为他就一人来,在办公室等他,没想到的是,他拉来了一中巴车的人来,有分管副镇长以及规划、土地、交通、建设等部门负责人十来位,办公室坐不下,只能开会议室接待他们,结果给我开了个镇长办公会,开完会后立即到现场进行现场办公,并且表态说,过街天桥属市政项目,不用学校出资,镇里出。我在东北做了半辈子干部,还真没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我到省里某厅局办事,找了厅里的主要领导,他一听我的要求合情合理,立即指示分管副厅长和处长,明确要求给办,临走还跟我说,白天工作忙,你如找我不方便,就下班后6点半打电话或来我办公室找我。我很感动,有这样为基层服务着想的干部,工作效率能不高吗?
还有一次,学校要在湖边建一栋宿舍,需要审批蓝线,我冒昧地到市水利局咨询有关政策,两位副局长、两位业务科长一起接待了我,讲政策、出主意。
仅从这几个案例,我体会到,广东“商官”明显多于“政官”,对“商官”的考核要看经济指标,“商官”自然倾向于经济效率,而“政官”则侧重于政治业绩,只要政治上不出问题就行。对“政官”来说,最大的机会成本是犯错;对“商官”来说,最大的失误是低效率。现如今,东北“政官”懒政的不少,宁愿错过也不犯错,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虽大有改观,但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不办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面上不办,底下瞎办(给好处就办),不仅影响了政商关系,而且大量的权钱交易腐蚀了一大批干部,经济上不去,政治生态却被破坏了!
企业家精神不同
广东的企业家精神头足,积极性、创造性高。企业家既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的推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他的精气神决定着企业的精气神,企业的精气神决定着经济的活力。广东民营企业多,老板多,会钻营寻利,能吃苦耐劳,能豁出性命去拼,爱拼才会赢!为什么?因为企业是他自己的,他是给自己赚钱。市场如此活跃,竞争如此激烈,赚钱才是硬道理。
一年多来,我接触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可以说没有遇到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企业主,他们大多穿着朴素,老头衫、大裤衩、拖鞋甚至成了标配,但一谈起项目、投资、商机,他们比谁都积极有精神。
受一位在北京开酒店的朋友之托,让我在这里给他找个家具制造商,定制一个酒店的全部客房家具,我为此找到一位家具商,这位家具商一看商业机会来了,亲自带设计制作人员去北京现场考察面谈,为了中标,提出了甲方认可的较低价格和较短工期,淘汰了北京、上海的知名厂商,中标后,又有保质服务和工期保障,我的朋友非常满意和感谢,表示今后再开酒店,还找此家。通过一次合作,建立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合作关系,这样的企业,我相信今后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的。
反观我们那里的民营企业,就缺乏这种积极竞争的企业家精神。干工程、生产产品,往往挖门掏洞找关系,求领导打招呼,甚至请客送礼,贿赂关系人,而不是以自身的实力去争取商机。广东这里,政府对民营企业与国企一视同仁,应有的政策、资金支持一样都不少,民营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甚至政府对民办高校,每年都有专项资金支持,党的建设,每年也有“两新组织”经费予以保障。因此,这样的环境和支持力度,民营企业家和民办高校创办者的干事创业精神普遍比东北高。
人才政策力度不同
这里的人才政策好,人才集聚效益高。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永动机”,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有了人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些年,南北两地都出台有各种光鲜政策,抢人大战如火如荼。结果,还是“孔雀东南飞”的多,很少“东北飞”。
这里的关键是,广东是真情实感、真金白银地去落实,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真是各显其能。我所在的佛山市和南海区为了吸引人才,每月都发人才工作补贴,从2000到6000不等,只要是研究生毕业,副高职称都可获得生活补贴。甚至狮山镇出台了人才购房政策,本科以上毕业生在狮山工作一年以上,本地无房者,都可获得享受人才购房优惠政策资格,比市面购房价低很多,出售人才房的房地产商可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二者都有积极性。在企事业单位吸纳人才方面,政策和支持力度更大,有些企事业单位拿出了百万年薪、百万住房补贴、百万科研启动经费的政策吸纳高端人才。据权威部门统计,佛山市这几年每年净增20多万人口,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高知人才。有了每年净增的高层次人才的支撑,这里的经济发展后劲更足。
总之,东北与广东的差距是多方面的,有些是深层次的。这就需要我们理性地分析这些差距,科学地制定赶超计划和实施细则,踏踏实实地抓落实,东北振兴才能曙光初现。
我始终认为,东北的困难是暂时的,因为东北基础设施和工业历史积淀厚;城镇化程度和人口接受教育程度高;高等教育科研人员规模大;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近年来也得到极大改善等,这些都是振兴的优势所在。只要进一步营造全民的商业文化,全社会形成“经商光荣”的社会环境;树立褒奖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环境,给企业和企业家松绑,减税让利,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给公务人员“减负”,真正建立起“容错”工作机制和良好的政务环境,让公务人员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高效服务;采取更超常规的人才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在东北创业就业,建立起良好的用人环境;发挥东北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优势,东北振兴、辽宁振兴是能够实现的!
(都本伟系广东东软学院党委书记,曾任辽宁省葫芦岛市市委书记、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此为都本伟在“2020东北亚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全文。)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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