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噬美国: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给中国的十大经验和教训

一、在全新的战争形式下,中国具有高度的体制优势,必须保持体制优势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是一场非常“战疫”,其来势之凶,传染性之强,传播之烈,扩散之广,范围之远,家庭面对的悲剧之惨,全社会面临的挑战之巨,中国面对的压力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在当代,一个国家的行政执行力决定着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和韧性,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也是体现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疫情又发生在一个1400万人口的武汉这样一个超级大城市,国家动员力、国家意志和国家行政执行力是迅速控制和战胜疫情的根本性和决定性力量。可以说这场疫情是对中国的国家动员力、国家意志和国家行政执行力应对一次现代战争的考验、压力测试和综合考评。这场“战疫”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对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这是人类的共同的敌人。

 

对这种新形式的战争,这场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面对如此传染烈度和扩散规模的疫情,要战胜如此空前凶残和狡诈的敌人,只有行使超强的国家动员力、国家意志和国家行政执行力才能战胜之,只有全民动员才能战胜之,只有人民的意志和决心才能战胜之,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战胜之。不以雷霆般国家行政执行力之霹雳手段,无以彰显菩萨救世之心肠。

 

毫无疑问,中国经受住了这种全新的战争形式的严酷考验。在抗疫中,中国体现出了巨大的制度性力量和行政执行力的体制优势。

 

二、美式民主已经穷途末路,绝不能走美式民主的邪路歪路

 

美国今天的种种弊病,如提倡和支持同性恋、双性恋、男女同厕、种族冲突、宗教矛盾、引入大量非法移民、取消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以政治正确限制言论自由、减少警察开支导致治安恶化、2020年美国大选纵容舞弊和非法更改选举规则、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媒体丧失了监督机制和集体作恶、暴力攻占国会等等,充分表明美式民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也充分暴露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民主国家了,更不是什么世界的灯塔。

 

1月6日,攻占美国国会已经表明美利坚第一共和国已经死亡。一个“新美国”正在建立。对这个“新美国”必须要有清醒地认识。美利坚第一共和国的“三权分立”已经被两党建制派精英+华尔街金融资本+互联网寡头这个超级利益集团的一权所绑架和控制。他们明目张胆地向全世界表面,他们才是统治全美国的真正主人,并且有能力统治全世界。这个邪恶集团已经是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要高度警醒。

美国民主体制的解体,党阀、财阀和互联网寡头的联手独裁,已经成为统治美国的上层建筑。美国现在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长期支撑这样的上层建筑,革命或内战是一定要发生的。美国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反噬自己、分裂国家、甚至引发内战或解体的歪路。这绝对将是一条动摇美国国本的邪路。

 

美国今天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既不能走闭关锁国、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东施效颦、盲目照搬美式民主模式、改旗易帜、最后反噬自身的邪路。对此不能有任何幻想。美式民主今天破产的教训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三、要旗帜鲜明地宣示、坚持和维护互联网主权

 

在现有的互联网模式下,美国的互联网寡头是希望别国的互联网没有边界的。只有这样,别国的互联网产生的收益和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寡头。例如,在AppStore上花的每一分钱都有一部分流向美国。互联网越没有边界,网民越多,被奴役的人民就会越多,这些寡头的成本就会越低,收益就会越多,控制力就会越强。互联网寡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数字极权”。对于个人,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可以随时封你的口,堵你的嘴,造成你的社会性死亡;对于国家,它可以轻易造成瘫痪,不战而屈人之兵。

 

互联网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互联网要有边界和防火墙。在互联网主权之下,互联网寡头发布的信息要受到所在国严格的管控和限制,不能让互联网寡头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它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要分一部分交给主权国,否则要受到主权国经济制裁甚至禁用。

 

美国这次大选舞弊,总统维权无门、攻占国会山导致互联网寡头对总统和其支持者大规模的封号禁言。在“国会山事件”之后,全世界的人们才开始感受到了互联网寡头的恐怖性力量。这个一直倡导言论自由的美国,却剥夺了自己国家总统的言论自由。“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可以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民主自由精神哪里去了?

 

以此类推,这几大互联网寡头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只要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和立场,可以让全世界任何人闭嘴和社会性死亡。这就是今天活生生的现实中的美国。互联网寡头可以用高纬对低纬实施精确打击,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置身于奥维尔笔下的那个极端可怕的1984的世界。

 

美国的几大互联网寡头已经成为悬在所有国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次大选表明,这些互联网寡头能联手屏蔽掉不同于他们的声音,干扰大选,也意味着他们有力量可以进行互联网恐怖袭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以互联网霸权控制全世界的话语权。这几家互联网寡头的权势甚至凌驾于美国政府之上,他们在政治言论和舆论控制权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眼就看到了其中的要害。她说:商业公司代替法律,是赤裸裸的僭越行径。法国数字部部长表示:将尽快出台法律,结束数字寡头无法无天、不受节制的状态。他说,“他们(互联网寡头)在公共辩论领域里按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民主和法律的监督” ,“试想哪一天他们决定在政治上站边,他们就可以修改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来禁止这样、那样的观点。” 法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也表示:“监督数字空间是应该的,但不应由互联网巨头来做。”他说,“数字寡头已成为悬在所有国家民主制度头上的威胁之一。”

可见,互联网霸权作为“新美国”的极权科技衍生工具,对全世界各国和人民已经是巨大的现实威胁。对此,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和采取坚决必要的隔离防范措施。这也证明,中国一直把美国这几家互联网寡头隔离在主权之外是无比正确的。

中国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宣示、坚持和维护互联网主权。

 

四、既要金融市场开放,又要捍卫金融主权,还要维持制造业强国战略

 

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将全面开放,打开市场,取消在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的外资股占比。从战略上来讲,中国由于经济体量增大,生产产能过剩和客观现实逼迫国家改革金融体系对外开放。

 

资本无国界,为了利益,华尔街金融资本一直觊觎中国开放战略性金融行业。中美贸易战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使中国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开放。

 

中国向华尔街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华尔街金融资本就能享有充分的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以其拥有的庞大资金量和高超的金融衍生工具,任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货币的巨量流入流出会引起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可以直接威胁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不仅可能对国民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甚至可能以此制造金融政变,危害国家的稳定。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太开放,没法管控金融造成的。因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远大于金融开放的重要性。

金融开放是一种市场机制,为的是活跃金融。金融稳定是比金融开放更高的要求。对中国来说,保证自己的金融市场稳定和安全,捍卫金融主权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

目前,中国和美国处于两个不对称的资本阶段,中国还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美国已经从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美国抛弃了制造业,却牢牢把持着金融行业霸权地位。金融、科技研发和军事力量,构成了美国控制全球交换网的三位一体的核心力量,使美国长期在国际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出让了金融主权又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家,随时面临着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剪羊毛。巴西、阿根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许多后发经济体都是在丧失金融主权后在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收割中倒下的。金融业过于发达必将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而产业资本支撑的制造业是中国最大的强国战略。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工业国,产品行销全球,中国有全世界门类最齐全的产业链,这是中国的战略性优势。只有牢牢掌握金融主权,国家才有信心在开放金融的同时能守卫住制造业交换链上的利益。

金融主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国家主权。中国要将金融主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意志手里,这就是中国的体制竞争优势。能行使国家意志的金融主权是对抗华尔街金融资本冲击的中流砥柱。

五、对本国的综合治理体系和能力要充满信心

2020年初,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造成的医疗资源崩溃,中国却能在开始的极其被动和巨大的压力下迅速反转,控制住疫情,并快速恢复生产,成为全球唯一的经济增长体。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凭借出色的疫情防控措施恢复经济和重新开放商业的国家,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和商业都还处于封锁状态。

 

虽然中国的抗疫为美国和欧洲国家赢得了长达两个月的空窗期,而整个西方国家在长达两个月的空窗期居然无视常识和逻辑,为戴不戴口罩和口罩有没有用争论不休,在疫情防控上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袖手旁观或放任自流,最后造成新冠病毒在美国和欧洲大规模爆发,并肆虐至今而无法控制。

 

2020年,美国无论在疫情防控上还是国家政治上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无力自拔。这两堂课使中国民众普遍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质疑。尤其是美国大选的舞弊和混乱,暴露出美国日益分裂和政治体系的不稳定的,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美国这个“灯塔”已经坍塌,而对中国的综合治理体系越来越充满信心。

 

中国民众和海外的华人看到自己的国家是全球混乱漩涡中的一处最安全的避风港,认为政治稳定而非不受约束的自由才是经济繁荣和自身安全的最大前提,并对此更加自信。

 

过去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个值得钦佩和仰望的“灯塔”,而眼下美国疫情的失控和大选上演的闹剧,使普通中国人对当今美国的体制产生更大的质疑,普遍认为美国制度越来越不可靠,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甚至认为美国当今封号禁言是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重大威胁。

 

今天的中国,在综合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安、社会安全机制保障、社会应对重大灾害的快速反应、部署和应急能力已经是全球第一。对此,中国和中国人要有高度的自信和自豪感。

 

六、要绝对保证粮食生产命脉

 

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美国这么多年以来都是朝这方面努力。

 

不久前,澳大利亚对中国铁矿石出口价格暴涨,对中国的钢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西方对中国经济战的预演。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同时切断对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和粮食的供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没有石油和铁矿石,中国只会“去工业化”,没有了粮食,就是亡国。粮食生产是中国国家的动脉血管,是国家战略中压倒一切的战略。粮食绝对要独立自主,不能依赖任何人。即使发生天荒,也不能让地荒,也不能产生粮荒。

 

七、清醒地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证明,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险象环生的“丛林法则”的世界。“丛林法则”是国家间的生物机制,不会发生改变。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国家之间的敌人和朋友因为利益而瞬间转换。

 

丘吉尔早就说过:“国际舞台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与国之间不能总是用“敌人”与“朋友”来划分,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交汇点,符合这个交汇点的就是我们暂时的朋友,损害这个交汇点的就是我们暂时的敌人。

 

在这次大选中,美国两党建制派精英+华尔街金融资本+互联网寡头这个超级利益集团绑架和控制的“新美国”对总统和其支持者展示的全方位信息霸权和金融霸权的打击,意味着他们也能以这种方式对任何人、机构或国家展开这种打击,还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美元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信息霸权来对全世界进行掠夺,这势必将引起所有国家的高度警惕。也将为中国和不甘被奴役的国家提供广泛的利益交汇点。

 

在不远的将来,因为“新美国”巨大的金融、信息和军事威胁,将迫使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结成更紧密的利益交汇点。

 

德法两国正寻求重新主导欧洲事务,表明欧洲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摆脱美国的独立趋势正在加强。最近欧洲克服了美国阻挠,与中国达成了“中欧贸易协议”。日本也摆脱了美国的影响,主导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日欧自由贸易与投资协议”,并且日本积极回应了中国加入CPTPP的意愿。这说明欧洲和日本开始警惕“新美国”的美元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数字霸权,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中在寻求战略上的对冲。

 

在拜登政府上台和民主党一直热衷于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战略背景下,俄罗斯必将进一步强化中俄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俄罗斯巩固其地缘政治的安全,更助力俄罗斯改善国内经济形势。印度在疫情失控和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下,早晚会重新回到自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这是最能保持印度于国际事务的独立性和对第三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外交政策。印度如果回归“不结盟政策”,将意味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中,美日印主导的在战略上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的破裂。东盟各国基于经济上与中国“结伴而行”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经贸关系,连续表态不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里选边站队。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以及中国正积极参与CPTPP谈判,全球化正呈现“区域性的平行关系”,而并非地球是平的这种陈旧的全球化概念。在这种框架下,中国的“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也随时在互相转换。

 

未来的地缘政治,极有可能形成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因更紧密的利益交汇点而形成某种形式的非意识形态的结盟,来对抗“新美国”一家霸权独大。唯有如此,才能以多极方式对冲和止损“新美国”控制掠夺的单极格局扩大。欧盟和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能源合作都是一个显著的迹象。

 

虽然中国希望获得广泛的国际盟友,但是绝不能高估与任何一个盟友的关系。从现实和根本上来讲,14亿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最坚定、最可靠的盟友。

 

八、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不要对任何党派的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幻想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围堵和打压中国是美国两党既定的共识性政策。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这一政策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政策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单干,主要局限于经贸层面和遏制中国发展高科技。拜登政府的上台,除了会承接特朗普政府的对中经贸政策以外,还会在意识形态和人权领域围堵打压中国,并且有与欧洲、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结盟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

 

因此,对任何党派执政的美国政府抱有丝毫幻想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和天真幼稚的。

九、美国现在不是“灯塔”,而是“风险”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本来是历史给予美国的一个巨大的战略机遇,但美国的政客们不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是把意识形态的斗争放在首位。看看历史是否似曾相识?被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撕裂了的美国社会,选择用反噬自己的方式硬是活生生地把这个巨大的战略机遇变成了战略负资产。

1月6日攻占国会山事件表明,美国社会面临着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那个捍卫和守护宪法的美利坚第一共和国已经死亡,灯塔已经倒塌,美国250年建立起来的“历史信用”消耗殆尽。随后美国将经历“风险期”、“风暴期”和“解体期”。

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风险”,不仅对美国自己是“风险”,而且对全世界都是“风险”。对美国要有高度的“风险”意识,不把美国当作“风险”,自己必将处于高度的风险中。美国必将把“风险”传播到全世界,引起地缘政治的巨烈震荡。

美国“风险”酝酿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政治分裂、社会撕裂必将引起内部剧烈的“风暴”,直到一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相同的州抱团脱离联邦独立,导致美国的“解体”。

 

如果说二十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是苏联解体,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将是美国解体。

十、“普世价值”对中国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乌托邦

 

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之所以行至山穷水尽的穷途末路,一切源于“普世价值”魔盒释放出来的“普世之恶”“普世之恶”正在反噬美国自身的主体价值理念认同、主体文化认同、主体民族认同、主体制度认同和主体国家认同。

一句话,“普世之恶”正让美国反噬美国,美国反噬自身。所以,美国解体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将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毁灭过程。而且“普世价值”使美国反噬自身的结局,将几乎是整个西方国家共同的命运。

 

美利坚第一共和国(我们以时间断代划分,指2021年1月6日之前的美国)是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三份重要的历史文件基础之上的。尤其是《五月花号公约》,可以说是美利坚第一共和国的出生证。

 

这份由41名清教徒签署于1620年11月11日的《五月花号公约》文件,签署人立誓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行动,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同意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权威予以强加,行使统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

 

这份政治契约标志着“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方可实行统治”这一原则得到认同并得以实施。这份写在粗糙羊皮纸上的契约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它预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此公约对美国的影响贯穿了从签订之始到2020年11月3日的大选之夜,它是美国建国的奠基,也是现在美国信仰自由、法律等的根本基础。

 

“五月花号”是美利坚第一共和国这艘航船的起锚地,它构建的社会雏形就是今天美利坚合众国的源头,也是美式民主的摇篮,还是“美国梦”开始的地方。

 

美利坚第一共和国的建立是基于“历史善意”的文明理念,而今天毁灭美利坚第一共和国的正是这种“历史善意”的意识形态被人性之恶所扭曲、无限加以利用和放大。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开始,赋予每个公民选举权的选举机制是一种“善意的淘汰机制”,它以放大人性之“恶”来淘汰制度“善”

 

在随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政治正确”、“普世价值”和经济“全球化”运动中,这种人性之恶不仅得到系统性的扭曲、放大,甚至得到系统性的保护,从而成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谁质疑,就会被立即打倒,轻则丢掉工作,重则社会性死亡。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如果法西斯在美国出现,一定会以自由主义的名义。”

 

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其最高成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鼓吹的无条件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成为西方国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打压其他国家的棍子。谁不服就用来打谁,就给谁戴上反对“普世价值”的铁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普世价值”是一个超级荒诞的乌托邦,在现实层面,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基础可以支撑“普世价值”这样虚无缥缈的上层建筑,美国也不例外。但是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妨碍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如法国、瑞典和美国等进行的超级实验。

 

法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引进非洲前殖民地的黑人,经过60年持续进行的超级实验,法国从一个纯白种人的国家,变成现在总人口6700多万人中,黑人的人口接近15%,黑人数量已经1000万。目前法国发达的城市中,例如巴黎,黑人人口已经突破40%,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人之都”。法国的黑人新生儿突破60%。在“普世价值”的光芒照耀下,这些从非洲移民到法国的人口实行超级生育率,并享受着法国的高福利保障,靠福利不用工作就能养活庞大的家庭人口。而法国的整体国家实力则一步步走向衰竭,以至于2018年11月17日,法国政府仅仅加征6.2%的燃油税就引起50年来最大的暴乱,暴乱持续长达半年,重创法国经济。法国已经被“普世价值”的超级实验吃空。

 

瑞典在接受了大量来自北非和中东的难民后,这个一直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北欧国家的强奸率已经飙升到世界第一,瑞典每10万人强奸案数量已经上升到高达73件。而且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警察根本就不敢问不敢管,否则会被扣上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的金刚大帽。

 

“普世价值”的超级实验在美国进行得更是让所有国家都望其项背、望尘莫及、望洋兴叹。民主党为了拉拢收割底层和异端人口的选票,大力开展同性恋合法、双性恋合法、N性恋合法、恋童癖合法、男女同厕合法、吸食大麻合法、吸食海洛因合法、卖淫合法、950美元以下盗窃合法、所有非法移民合法、主张全面开放国家边界、取消警察、取消入学考试、取消大学理工科教学、给每个黑人发40万美元,甚至发展到给黑人下跪、给黑人洗脚、喝黑人的尿,更有甚者,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竟然立法取消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绵延不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儿子女儿的称呼,以视人人平等。

 

“普世价值”是不做不死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派吹出的一个超级极端意识形态的泡沫。这个泡沫鼓吹的所谓“人权超越主权”,其险恶目的就是“去国家主权化”,把全世界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超级虚无堕落的乌托邦,让底层人口在自我麻醉中失去反抗,自生自灭。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早就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平等,不是把贵族削平为贫民,而是把民众提升为贵族,那种过分平等的解放,只会导致自由的丧失。”

 

可以毫无困难地预见,颠覆和反噬西方文明的主力将正是这个西方文明最高成就“普世价值”自身

 

“普世价值”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自我伤害、反噬自己、不做不死、自我毁灭的杀手锏。“普世价值”造成西方底层社会人口日益庞大,没有任何一个发达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能够支撑普世出来的如此众多不劳而获的底层人口。“普世价值”的经济学意义和实质,就是鼓动底层的乌合之众搬空国库,政治意义就是一切为了选票。

 

西方国家为了维持“普世价值”这个道德制高点,只能以商品生产的优化配置为借口推行“全球化”。通过掠夺欠发达国家的资源和人口红利,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化利益来安抚和缓解内部压力,养活本国的庞大底层人口,以便为其执政合法性和道德制高点提供源源不断的选票。

 

全球化对于欠发达国家本来是一把掠夺之剑,遇到中国后却变成了一把反杀之刀。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以最大限度逐利为目的,作为润滑剂帮助全世界的制造业和产业链搬迁到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本助力。中国以毛泽东时代积累的超级人口红利和国家意志化解了劈过来的剑锋,吸干了美国的制造业。

 

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在全球的逐利行为极大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他们正在挖空中产阶级,作为美国基石的庞大中产阶级正日益缩小、淘汰和边缘化,沦为底层的乌合之众。因为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中产阶级将无价值,中产阶级的职位全部可以被“人工智能”代替。“新美国”的顶层设计就是让中产阶级消失,沦为底层,通过金融资本和数字寡头来奴役和统治全部的乌合之众。这是一个有意制造出来的两极僵局。

 

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很快来临的“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生产力将以人类历史上最大幅度的提高,大量的中产阶级必须被消灭成为被喂养的底层人口。为了维持这个两极的僵局,金融资本不用依靠暴力革命,而是通过议会革命就能让建制派的精英管理阶层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来管理国家的底层人口和为金融资本保驾护航。为了让建制派精英管理提供合法性的话语权,互联网寡头就是最好的虚拟衍生工具。互联网寡头能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形成伪公权力,而且有能力去封杀真正的公权力。

 

于是美利坚第一共和国死亡后的“新美国”就将是这样一种架构:

 

金融资本+建制派精英+互联网寡头+底层乌合之众

 

如果“新美国的权力掌握在无所顾忌的华尔街金融资本、两党建制派精英和互联网寡头这些超级财阀、政阀、数阀寡头手里,他们将对人类社会实行“金融资本寡头+政治寡头+数字寡头”的“新法西斯主义”。

 

“新美国”的政治架构根本不是什么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德国一样,假借“国家社会主义”之名,行法西斯之实。“新美国”的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小到让个人在互联网上闭嘴和社会性死亡,大到可以“灭国”。

 

“新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新崛起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幌子的邪恶的“新法西斯主义”。

 

美国靠先贤积累的政治制度资本,已运行了250年,在“普世价值”和“全球化”的双杀下,美利坚第一共和国终于落到2020年大选后的死亡结局。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已死,美国的民主制度已亡。

 

250年前,美国的国父们播下的是民主体制的龙种,今天收获的却是邪恶新专制的跳蚤。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美国”这样一个邪恶政治体制的,正是特朗普。正是特朗普揭开了“新美国”这一袭华美的袍子,露出了里面爬满的跳蚤。特朗普的历史使命仅此而已,他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新美国”最大的硬伤是,“普世价值”和“全球化”使它自己处于一个“主权国家”被意识形态和金融资本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双解构的进程中。

 

美国人的高傲,曾经让他们自负为“灯塔”,也正是美国人的高傲,让他们正经历新冠病毒的折磨和政治解构的煎熬中,还是美国人的高傲,将让他们经历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美利坚合众国的解体”。对此,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戈尔巴乔夫有着同样的预言。

戈尔巴乔夫

 

丘吉尔说:“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情,要等他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尝试一遍之后。”

 

但是,历史可能已经不会再给他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尝试一遍的机会,美利坚合众国就解体了。

 

200多年前,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

 

“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制)文明,平均年龄是2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奴役到精神信仰;从精神信仰到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富足;从富足到自私;从自私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到奴役。”

 

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好走过200多年。如果民主制度下的选举不是体现选民的公民觉悟,而是体现人性之恶的时候,选举制度就开始自我终结了。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如今,那些曾经作为国家主体的共同价值理念在美国已经被孤立、边缘和分崩离析。美国今天的混乱,正是因为放弃了立国之初共同价值理念之锚,美利坚这艘无锚之船只能任由暴风雨的冲击和激流的放逐。

 

结论:

 

1、美国有许多优势,但是再多的优势也经受不起“普世价值”的折腾。美国当今的分裂、内乱、甚至解体,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甚至比911和中国加入世贸的机遇期大10倍。目前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已经来临,美国对中国的一切围堵和打压将因其内爆而不攻自破。

 

2、2020年,中国以常识、逻辑、国家意志和制度优势击败了西方制度优越的神话,历史之“势”正发生战略性转换。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之“势”第一次站在了中国这一边。如能巧妙和充分利用这个“势”,将能使中国成为本世纪的主导力量。

 

3、中国绝不能用“普世价值”这样的自嗨毒品和迷魂药自废武功。

 

4、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如今有了共同的敌人,即“新美国”的金融资本、两党建制派和互联网寡头组成的“新法西斯主义”。它正在形成一股势力,能把任何不同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打包装进历史的垃圾袋。现在只有“被金融资本奴役和互联网寡头控制”VS“争取非奴役非控制”之争。人类如不能彻底推翻“新法西斯主义”的奴役,必将成为他们的奴隶。“新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5、要坚决行使互联网主权,将“新法西斯主义”的互联网寡头们拒于国门之外。在数字时代,一切互联网寡头的契约都是没用的,“不做恶”是虚伪的,关闭你是没有商量的,也是分分钟钟的。“新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就是要用金融霸权和数字霸权来统治世界。数字霸权已经是对个人和政府实实在在的威胁。政府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不依赖于任何互联网寡头的云服务。没有互联网主权,就会失去国家主权和政权。

 

6、在后疫情的全球化时代,地球不再是平的,而是“平行”的,我们的未来将更多地生活在平行的世界中。

 

7、中国目前这样一个集坚强的国家意志、超强行政执行力、强大的国家动员力的体制优势,是唯一能避免被“新法西斯主义”所奴役和控制的国家。这种体制优势也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和未来中国最大的政治红利。


(转公众号“ 中美学者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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