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工产业观察》杂志作者：陈丹江
曹恒武中国化工报社原社长
人物简介
江苏人，1943年11月出生，1967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1970年分配到化工部工作，历任化工部化工生产组机动安全小组副组长、化工部化肥司综合调度处代处长、化工部化肥司小氮肥处处长、化工部经济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理事，1985年3月任中国化工报社副社长、党委书记、副总编辑，1990年任中国化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2000年起任中国产业报协会会长，现已退休。
2021年3月23日，原化工部部长、党组书记秦仲达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8岁。
秦仲达是原化工部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长之一。在他主持下的化工行业经历了上世纪火热的改革开放年代。他的逝世，也标志着那个时代的渐渐远去。而随着秦仲达的离世，那段历史又被人们重新提起、深深怀念。那个时代的化学工业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做了什么？贡献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化工报社原社长曹恒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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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是怎么得知秦部长去世消息的？
曹恒武：今年3月24日下午1点多钟，我从微信群里获悉老部长秦仲达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还有些不相信，直到向老干部局的同志问询后终于得到证实。当时我沉默许久，两眼模糊……回忆起两年前的一天，他曾亲自给我家打过电话。电话中我问他身体咋样？他说不错。那时我真高兴，心想老部长看来活到100岁没问题。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在翻看资料时，还在我当年写的一份材料上看到老部长的批示。我还想，老部长快到100岁了吧？没想到，他老人家最终还是没能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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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您一调到化工部机关就在他的手下工作？
曹恒武：是的，我是南京化工学院（现南京工业大学）化机专业1967年毕业生。毕业时分配到陕西凤县的化工部红星化工厂。还未去报到，我们这批大学生全部安排到安徽城西湖60军军垦农场学军锻炼。1970年4月，化工部军管会干部到农场挑选了20多名大学生，准备充实到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工作。就这样，5月份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化工部生产办公室生产技术组（处），当时生产办公室主任就是秦仲达。从7月份开始，化工、石油、煤炭3个部便合并为燃料化学工业部，合署办公地址在北京六铺炕。报到后没两天，组长通知我去秦主任办公室。一进门，就见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长者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握手一边对我说：“你是小曹吧？”我回答“是。”他让我坐下，说，你们大学生在部队锻炼了两年吧？现在要派上用场了。你所在的生产技术组有将近20人，分别来自部属化学矿山公司、有机原料公司、橡胶公司和医药公司，过些天还要从南京的化肥公司调几个人来，目前管化肥的就是老毕和你两个人。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刚来，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多下工厂，多去现场，熟悉化肥生产工艺和设备。中国是农业国，农业以粮为纲，1斤化肥可以增产4斤粮食，你抓化肥就是抓粮食，现在我们国家化肥太少，任务艰巨啊！他的一席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后我跟随他多次出差、蹲点，跑工厂，钻塔罐，下矿井，也曾多次随他参加中央或化工部工作组，连续数月在一起朝夕相处。他言传身教手把手当老师，他那平易近人、关爱下属的长者风范，知识渊博、严谨细致、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清廉正派、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至今难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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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说秦老是抗日战争时期老军工、老化工，能把您知道的这方面情况介绍介绍吗？
曹恒武：好的。在数十年的工作交往和接触中，我和秦老可算是结下了忘年之交，我对他的前半生革命生涯也逐渐有所了解。秦老兄弟中有5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他的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抗日斗争中牺牲。1941年9月，18岁的他辞去在香港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返回内地，寻找革命组织，加入抗日队伍。从1942年5月开始，他先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海专署工业研究室任研究员、胶东军区兵工总厂工业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专门从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工和民用紧缺的纯碱、硫酸、硝酸等重要化工产品的研制生产工作。1946年9月，他参与了苏联红军移交给我党的大连化学工厂的接收工作，并先后担任大连化学工厂工务部长、副厂长、厂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带领战士们和广大职工开展氮肥、硫酸、硝酸等生产装置和设备的修复工作。在工厂关键设备七零八落、残缺不全、破败不堪的废墟上，工厂于1951年6月25日实现炼焦、合成氨、硝酸、硫酸车间全面恢复生产，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大化刚刚开车生产7天，1951年7月2日周恩来总理便亲临现场视察。身为厂长的秦老全程陪同讲解，对生产工艺和设备装置介绍得滚瓜烂熟。周总理听后十分满意并大加赞赏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厂长。一年后，他担任东北化工局副局长，在张珍局长（后任化工部副部长）领导下承担吉林、沈阳、抚顺、大连等东北地区化工企业恢复生产和改建扩建规划设计工作。他在继续担任大连化学工厂厂长的同时还兼任大连工程公司经理，为大连乃至东北地区化学工业的恢复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连化学工厂与南京永利宁厂、天津永利碱厂、上海天原天利化工厂等一批民族企业和先驱工厂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真正意义上的摇篮，培养和输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开创的事业、留下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永远镌刻在中国化工发展史的丰碑上。
图/1983年3月，秦仲达（前排中）视察大化码头。（胡吉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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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仲达，1923年9月生于山东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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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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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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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起先后任大连化学工厂工务部长、副厂长、厂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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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起历任东北化工局副局长,大连化学工厂厂长兼大连工程公司经理,化学工业部基建司副司长、设备司副司长兼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技术供应局副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生产调度局局长、生产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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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任石油化学工业部综合计划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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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至1977年,根据中央安排，在中央赴上海工作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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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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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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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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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离休。
秦仲达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摘自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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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秦老是何时调到化工部的？那时他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曹恒武：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里有十多个大型化工项目，主要是化肥、医药、化纤和国防军工。为了统一指挥、调度、协调项目的建设和生产调度管理，1956年5月中央决定将重工业部化学工业局和轻工业部医药局、橡胶局合并，组建成立化学工业部，由彭涛同志出任第一任部长。当年7月，32岁的秦仲达同志奉调进京。他的学识和能力深受彭涛部长器重，先后出任化工部基建司、设备司副司长，技术供应局副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生产调度局局长和生产办公室主任。在张珍、李苏等副部长直接领导下，他主管全国化工企业复产、改建、扩建和重大新工程项目建设，主抓苏联援建的156项中吉林、兰州、太原三大化肥化工基地和华北药厂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基础建设、设备运输、安装调试和配套项目建设等。1957年10月，吉林化肥厂（102厂）和染料厂（101厂）、电石厂（103厂）率先建成。接着兰州化肥厂（302厂）、太原化肥厂也相继投产。后来化工部在消化吸收吉林化肥厂引进的年产5万吨合成氨技术和南京永利宁厂合成氨优点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建成了四川化工厂年产7.5万吨合成氨装置，并获得成功。1961年，利用我国自行设计的年产5万吨合成氨定型设计在浙江衢州、上海吴泾和广东广州建设了3个中型氮肥厂，之后又在河南开封、云南开远、河北石家庄、安徽淮南陆续新建了4个5万吨级的省级氮肥厂。秦仲达马不停蹄、披星戴月奔波在化肥工地、施工现场，自始至终参与领导规划选厂、施工建设的全过程。同时扩大磷肥生产，改扩建一批硫酸和普通过磷酸钙企业。令人悲痛的是，彭涛部长积劳成疾，于1961年11月因病英年早逝。1962年6月中央派高扬接任化工部部长。至1973年底，中型氮肥厂已发展到55家，产量占据我国氮肥工业的半壁江山。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发展较快，省级中型氮肥厂生产管理干部和一线操作工跟不上需要，良莠不齐，造成管理薄弱、原料消耗高、成本居高不下，不少企业亏损。当时燃化部成立后担任化工生产组（司）组长的秦仲达很着急，千方百计设法解决这一症结。经过调研会商，他决定通过树典型、立标杆、抓培训的办法来解决。他向部领导汇报后，组成一个4人小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确定浙江衢州化肥厂这一先进典型并推而广之。调研工作小组由部调研室两位组（处）长、另一位干部和我组成，我当时任机动安全组（处）副组长。我们打前站先到衢化蹲点调研，分头分专业召开多层次座谈会和个别访问，搜集掌握多种资料数据，最后形成10多方面管理经验和“三高一低”造气操作法，向秦组长汇报后得到充分肯定。他当即拍板，组织55家中型氮肥企业的全套班子和造气一线操作工分5批轮流到衢化学习，办现场学习班，每期10天。我们在衢化整整待了3个月，各厂领导反映这种方法很好，层层对口，联系生产操作实际，手把手传授，收效明显。回京后秦组长让我们向国务院写了情况汇报，受到领导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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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在化工部化肥司小氮肥处当过处长，请您谈谈秦老在小氮肥方面做出的贡献。
曹恒武：我国小氮肥生产工艺和技术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诞生和发展历经曲折坎坷，极不平凡。如今小氮肥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辉煌地载入史册。我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建成一批中型氮肥企业之后，氮肥的产量有所增加。而磷肥的情况是1958年南京磷肥厂普钙产量扩大到年产40万吨，山西磷肥厂年产20万吨普钙也已投产。但这点产量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农业大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数亿人口吃饭问题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快速发展化肥尤其是氮肥工业就成为上世纪60年代化学工业发展的重点。1961年3月，党中央作出加快氮肥厂建设、支援农业生产的决定。但建设一个年产5万～7.5万吨合成氨的省级中型氮肥厂必须配套相应的硫酸或硝酸装置，才能把氨加工成硫酸铵或硝酸铵肥料，所需资金及成套设备、材料非当时国力所能承受。因此，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设县级小氮肥厂弥补大中型氮肥厂之不足，就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小氮肥具有投资少、上马快、设备易造、便于地方集资办厂的特点，可普及到全国各省的大多数专区和县里建设。鉴于此，全国多家化工研究设计单位纷纷进行小氮肥合成氨技术和氨加工产品工艺技术的开发与设备制造攻关。1957年，大连化工厂用石灰窑气与氨反应制取碳酸氢铵取得成功。化工部氮肥设计院提出用二氧化碳较多的合成氨原料气与氨直接进行碳化反应制取碳酸氢铵的建议。时任化工部副部长的侯德榜先生到大化现场考察试验，提出用碳化法制取碳铵。1958年5月，采用碳化法流程、年产2000吨合成氨配套8000吨碳铵装置试车投产。之后又经过4年攻关，解决了氨与二氧化碳平衡和碳化系统腐蚀问题，在全国建设了13套相同规模小氮肥厂。1962年，经过反复攻关试验，江苏丹阳化肥厂打通新的工艺全流程，不仅闯过技术难关还闯过经济关，获得国家科委嘉奖与表彰。在工艺和设备方面的拦路虎一一攻克之后，小氮肥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最多时达到1533个，合成氨产能占全国55.6%。到了70年代初期，氮肥生产上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瓶颈，主要是原料无烟块煤和钢材严重供不应求，造成化肥产能不能发挥，几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在一次政协礼堂召开的全国化工厅局长会上，副总理余秋里同志亲自到会，严厉点名批评了燃化部。几位部领导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化肥抓上去。当时我国中小氮肥厂造气都用的是固定层煤气炉，必须用透气性好的焦炭或无烟块煤为原料。山西晋城、河南焦作、山西阳泉等煤矿无烟煤资源很丰富，但受开采方法制约，开采出来的大多数是碎煤和粉煤，不能入炉使用。如何解决成了火烧眉目的大难题。秦仲达同志安排包括自已在内的5个组长每人带一个组到煤矿和小氮肥厂抓块煤生产、造气操作和粉煤利用试验等。功夫不负有心人。好消息从全国多地传来：江苏涟水化肥厂、丹阳化肥厂和福建永春化肥厂往煤粉里加一定量的黄泥和石灰，搅拌均匀后机压成球，加到炉内造气获得成功。永春化肥厂后来制成的碳化煤球则又前进了一大步，较好地解决了大量煤粉利用难题。石家庄化肥厂还试验成功双筒对吹粉煤气化炉，为中型氮肥厂粉煤利用闯了一条新路。秦仲达紧紧抓住这些成功做法和先进典型，分别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予以推广。1983年，已经担任化工部部长的秦仲达亲自主持在河南辉县召开的全国小氮肥工作会议。那个时候，小氮肥在他多年亲自呵护和关爱下已茁壮成长。经过调整整顿、改造升级、优胜劣汰，工厂数量保持在1215个，规模大多达到2万～4万吨，合成氨产量占全国56.4%，氮肥占57.3%，年盈利7.5亿元，产品已不再是当年的碳铵而变成了尿素或复合肥，工厂已是当地现代工业的佼佼者，成为培养领导干部和优秀管理人才的大本营、当地领导的掌上明珠、当地农民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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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引进了一批大化肥、大乙烯，请问秦老在这方面有哪些贡献？
曹恒武：20世纪7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中央领导经过出国考察访问，认识到我国在工业领域技术上的差距和劣势，也意识到建设大型化肥装置的优越性和必要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发现和大量开采也为引进建设现代化大型化肥、乙烯装置创造了条件。1972年，中央决定引进一批大化肥和大乙烯装置。秦仲达当时在石化部综合计划组担任领导，全面负责大化肥引进工作，从头至尾参与了大化肥项目的前期策划、出国考察、工厂选址、设备安装、装置试车和实现长周期安全运转等全过程。他曾带领12人的专家队伍，历时3个月时间，先后赴意、法、英、荷、德、土耳其等国考察，提出了引进建议方案，为国家建设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以天然气和石脑油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尿素的生产技术奠定坚实基础。引进大化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遇到过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国外装置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对机械设备维护管理特别严格。这些问题在国内当时的情况下，解决起来有很大难度。再比如，企业一开始对引进设备的联锁保护装备不太适应，很容易造成频繁停车，而每停一次车，需要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每停车一天就要损失20多万元。怎样提高操作和设备管理水平，实现装置的长周期连续稳定运转，成为这些引进项目的最大问题。秦老一方面抓长周期稳定运转，一方面还要抓技术消化吸收。为学习外国经验，他安排我和沧州化肥厂领导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考察组，到引进了同类装置的罗马尼亚考察学习设备维修管理经验，特别是怎样用好装置联锁安全保护。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让这些大化肥装置先后实现了长周期连续稳定运行。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钾肥生产几乎空白，全部依靠进口。后来经过勘探发现青海盐湖有丰富的钾矿资源。1980年国家批准在格尔木建设年产20万吨规模的钾肥厂，但对用光卤石制氯化钾到底用旱采工艺还是水采工艺分歧很大。秦老通过认真调研和以自己的学术功底反复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最后拍板采用水采法，使我国第一个钾肥生产企业很快建成投产，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回顾起来，我国从小化肥、中化肥，再到大化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并举，配套合理的化肥工业体系，同时又逐步建起了磷肥、钾肥和多元复合肥生产体系，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化肥生产大国，保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历史将铭记秦部长以及那一代化工人为此付出的全部心血、汗水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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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除了抓化肥生产，请您讲一讲秦部长当年抓其它产业的情况，比如两碱。
曹恒武：说到两碱，那又是一代化工人可歌可泣的经历。当时，我国两碱的用量很大，两碱又是无机化工的基础原料。解放初期只有天津碱厂、大连化工厂两家上规模的生产企业，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秦仲达担任化工部部长后，亲自考察和决策，调动起整个行业的设计、技术、施工和生产力量，一口气引进了3套国外最先进的大型制碱装置，建起了潍坊、唐山和连云港三大碱厂，装置规模均达到60万吨。三大碱厂建成投产后，当时的媒体以“彻底改变了我国制碱工业的落后局面”为题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现在看起来，60万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这需要很大的决心、勇气和协调能力，需要提高项目综合管理能力。化工行业第一个项目制改革，就是在山东潍坊碱厂建设时试点的。在秦仲达担任部长期间，我国化工行业在化工新材料、轮胎、军工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一讲起来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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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在采访中接触过许多老化工人，一提起化工部，他们就一定会提到安全生产，一提到安全生产，他们就会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这也是秦部长当年重点抓的工作吧？
曹恒武：是的。秦部长是化工内行，对化工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性了然于胸。他在大化当厂长时，就搞了一个3级安全教育制度，为当时所独创。所谓3级安全教育，是指新员工进厂，在正式进入岗位进行操作前，要分别接受来自工厂、车间和岗位3级安全教育。我担任过化肥机动安全组（处）副组长。秦仲达同志曾亲自教我如何抓好化肥安全生产。他让我先从制定化肥安全生产制度入手，再抓好工厂装置的大修、中修、小修和日常维修保养。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组织企业安全科负责人编制了化肥安全生产13项制度和装置大中小修条例及10不准等制度，对压力容器、管道、设备和焊缝定期检查测厚都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对动火、入罐、进塔都作出若干规定与要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全国化工企业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着火、爆炸和多人中毒事故。这与秦部长一贯重视和注意安全生产，关心爱护职工生命健康和国家财产安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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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您讲这些化工历史如数家珍，这应该与您后来担任中国化工报社长有关吧？
曹恒武：我认为是这样。如果我一直在化肥领域，那么我可能只对这一领域比较了解。正是因为我后来到了媒体，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全方位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化工部和整个化工行业。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化学工业早已今非昔比。当年的最大规模，今天可能要被淘汰，当年的好企业，今天可能也要被淘汰，当年那一代人为之呕心沥血的产业，比如化肥，现在成了“减肥”产业。这是发展，也是进步。但如果没有当年老一代化工人的努力，亲历亲为地为后人打下了较为完备的化学工业体系，怎么会有今天的“高大上”呢？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以秦仲达为代表的老一代化工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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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这番话也代表了我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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