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势 抓重点 谋发展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收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一年半以来的中央工作表示满意,然后就如何适应复杂变化的世界形势、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如何推动平衡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这些观点和期望,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殷切期许,体现了邓小平善观大势、善抓重点的政治智慧,至今读来仍深受教益。

要以冷静的态度看待世界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走势非同寻常,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严峻考验。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在1990年3月3日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为此,邓小平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1990年9月1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领导人时又着重谈了国际问题,他指出,“这一年来变化很大,但这个变化才开始,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现在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处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要采取这样的冷静态度,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表示了反对,但也不大在乎,相当克制。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正是基于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

从中国实际和国际形势出发,邓小平就有所作为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世界更加充满公平正义。对中国而言,“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突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

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后,他曾多次就市场经济发表看法。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行价格与工资改革初战不利,引发全国性购物风潮,不得已采取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一些好做法,甚至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也都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对市场经济也要问一问姓“社”姓“资”,使得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张不开嘴、迈不开腿,经济迅速下滑。1990年中国GDP增速降到4%以下。邓小平提醒中央领导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还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对中国而言,长期搞计划经济留下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个时期内还把搞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何突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成为一个难题。针对国内的激烈争论,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行了重申。

理论和实际都已表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硬挂钩主要是人为因素,亦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在邓小平指引下,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大胆冲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展开。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那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

坚持社会主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为避免出乱子,保持社会稳定,抵制住资本主义的进攻,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着力解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多次提出沿海发展起来要注意内地的发展。1988年他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客人时,他又指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

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我们不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注意解决分配公平问题;我们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效缩减了区域发展差距,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凸显公平,使得全体国人共享改革成果。

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1990年12月24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一以贯之讲要抓好党的建设,明确强调要有个好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他指出:“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确实,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变化,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精力充沛、有着高超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邓小平还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既点明了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要,也意味着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

邓小平多次论述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国家大局稳定,确保了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转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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