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105岁诞辰,我们怎能忘记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个人的这组数据将被历史记住:

 

1978年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这是一项国家走向公民社会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个人一生中有太多的小事可以记叙。

 

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的杨勇与他是姨表兄弟,小时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念书。杨勇晚年谈及表弟胡耀邦时说:“他是好学生,我是淘气包,念书他帮我的忙,打架我帮他的忙。”

 

1963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终于有了机会来到文家市考察,这是他离家32年后第一次回乡。当晚吃饭时,除了家人外,还有随行的秘书李汉林、浏阳市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胡耀邦最爱吃两个菜,一个是红薯粉,一个红薯圆子。饭快吃完时,胞兄胡耀福小声问李汉林说:“李秘书,北京有灯芯绒布卖吗?我儿子德安要结婚,能不能扯点布料。”胡耀邦听见了,马上说:“没有,没有,北京没有卖的。”一连说了十几个没有。胡耀福再没有作声,李秘书也没敢开口。

 

胡耀邦的老家,在中和镇苍坊村,距文家市还有20华里。1963年2月6日,胡耀邦和通讯员小解带着几个馒头和一瓶白开水,步行三个多小时从文家市回到苍坊村老家。进门之后,胡耀邦拿出40元钱和两斤糖果交给哥哥胡耀福。

 

在苍坊村人的记忆里,胡耀福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和山坡上劳作的乡邻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弟弟在北京当了大干部,但是胡耀福一家,还是三代务农。

 

胡耀福生有两儿两女。除大女儿胡素贞在1950年陪同祖父母与耀邦家人生活在一起,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京教书之外,两个儿子胡德安、胡德资和小女儿胡素华都在中和乡务农。

身为总书记的胞兄,胡耀福一生辛劳,从没享受过皇亲国戚的待遇。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胡耀福闻讯赶往北京奔丧,因为在长沙火车站没有买到坐票,只好蹲在车厢接头处。当他在轰隆隆的火车声中想起活着时候弟弟胡耀邦的情景,不禁放声痛哭。哭声惊动了列车员,问他所哭何故,他边哭边说:“我弟弟胡耀邦死了!”

三年后,81岁的胡耀福也病逝家中,乡间有人送来一副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前几天,原中青报总编辑陈小川在群里发布微信,补记了胡耀邦生前的两件事。大约是在1985年,有天胡耀邦叫他的原秘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佘世光到他办公室谈事。谈到“中国青年报版面的小五号字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楚”。佘世光回答说:小五号字可以增加报纸容量,只要青年看得清楚就行了。从胡耀邦办公室回来,佘世光在报社主持的编前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指示,最后说到字号的问题。陈小川那时担任总编辑助理,当天要值夜班,但直到编前会结束,总编辑佘世光也没有布置改字号的事情。陈小川就问:老佘,字号改吗?佘世光回答说:不改。

 

字号后来一直没改,胡耀邦也再没有提起。

 

大约也是这一年,胡耀邦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到办公室谈工作。胡耀邦说:西光啊,你们光明日报的文、史、哲、经专刊,我都看不懂。杨西光笑着回答说:那本来就不是办给总书记看的嘛。胡耀邦此后再不提说此事。这件事是陈小川听杨西光亲口说的。

 

上面两件事,新闻史都没有记载。陈小川说,如果他再不说,恐怕就失传了。陈小川为何如此看重这两个细节?因为它们所传递的气度和雅量,正是新闻媒体梦寐以求的环境。

 

谨以此纪念胡耀邦诞辰105周年。


(转公众号“史政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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