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篇
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
“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政治学篇
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
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
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
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
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经济学篇
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
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
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
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
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
（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伦理学篇
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
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
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
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
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
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
（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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