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不时有西方精英与平民对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这次,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有些质疑了,表示“现代资本主义行不通了!”
1月26日,马克龙以视频方式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了主旨演讲。
马克龙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表示:
“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进步机会,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存在一种感受,他们(因为失业)失去了用处。在当前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从这场疫情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
以下为演讲全文:
施瓦布:各位与会者,我非常荣幸地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虽然现在我们不能面对面交流,不过,我很高兴我们能够进行线上对话来代替。总统先生,在我看来,当然也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所以想就 “我们应该如何建设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这个话题谈一下。那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在您看来,你对重建一个更绿色,更具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的长期愿景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愿景吗?
马克龙:你好,施瓦布教授,我很高兴也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见到你。非常感谢你们组织这些线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在这个特殊时期显得尤为重要。我想谈一谈今天的世界,它与明天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们所有的国家,社会都在通过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程进行转型,我想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这种状态将持续好几个月,而且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首先要说的是,不考虑到人的因素就不能考虑经济问题。这么说似乎有些老生常谈,但在对所有的国家而言,我们做了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停止了所有的经济活动来拯救生命,这是第一个教训。
我们记得,你所说的经济是一门道德科学,因此人们的生命比数字和金钱更重要,而且,这段时期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脆弱性,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过,我感染了病毒。但是其实一个组织,公司,国家也是脆弱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但当我们思考生态和气候时,这些似乎都是遥远的想法,但这是同一个概念,真的,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它能深刻地改变一切。虽然说这句话这意味着我们的主动性不强,但我相信,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经历中获益并吸取教训。
我们的社会是脆弱的,因为大自然提醒着我们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受到流行病、气候事件等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经济将因这些教训而得到加强,我们经常谈论病毒新的菌株和变种,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未来的经济必须是一个考虑创新的经济,人类必须与气候、气候挑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适应社会、生物多样性议程一起建立竞争力,因此,经济必须更具弹性。且必须更好的得到组织,而且必须在供应链中考虑到这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问题。而且经济也必须是要考虑到人本主义的原则。我们去年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不管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想,我相信我们不会走出这个疫情。或者更确切的说,我们要摆脱这场流行病,就必须有一个更注重消除不平等的经济体,基本上我可以简单说这些。
施瓦布:是的,主席先生,你去年的时候谈到过。您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上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疯狂。而且在您所描述的道德经济的背景下,公司理念的作用是什么?我今天出版了一本书,叫《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您对此的理念是什么?您有什么看法吗?
马克龙:我理解你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表述,但如果你看看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已经证明了它们的成功。我们不能太快摧毁这里的第一块基石,我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它拯救了数百万人,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因此它使公民和消费者能够获得商品和服务,这在过去很少发生。
然而,这一切的发生都伴随着不同社会中不平等的产生。所以这意味着一些人摆脱了贫困,进入了生产周期。但是它把其他一些人从生产周期中淘汰了出来,许多同胞尤其是要面对不同的迁移危机,因此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面临着社会和经济冲击,失去了工作,他们有失去用处的感觉。这是一场深刻的道德和经济危机,这是过去十年资本主义的外在表现。
第二个主题是价值连接与利润之间的脱节。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意味着,当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如果你有相关的储蓄分配到需要资金的地方,它可以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它过度分配的时候,它就是一件坏事。有风险的资金基本上带来了与创新或工作无关的利润,事实就是这样。有这样一种螺旋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我们在这个特殊的部门看到了更大的不平等,而社交网络的加速发展,也使得人们的想象力全球化,人们互相比较的尺度是前所未有的。基本上,这个体系有两大上帝,股东和消费者。这个系统为这两者而生,但它调整了劳动者和其他部门。我们基本上创造了气候的负外部效应,而且社会不平等危机、民主危机、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以及气候危机得以助长。
那么,资本主义模式,再加上开放经济,就不能在这种环境下继续运作了?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它是妥协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个人自由,中产阶级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这个共识,这个平衡被这四个加速度打破了。所以我真的相信你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对这四个问题做出回应,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试图这样做,各个国家也试图这样做,但是单靠国家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国家将是唯一一个试图纠正外部负面的角色,因此它鼓励大量债务自行偿还,以弥补气候变化、弥补不平等。所以这个模式就会有一个压倒性的公共债务,纳税人必须为此买单。正如我们所知,纳税人是参议院久坐不动的参与者,并且他们不能享受全球化的所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人类的未来,需要通过保持某些基本的东西,如私有财产,合作,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基石。
因此,所有这些都必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组织,使之回到公司和事业的核心,反对社会不平等,地区差异,以及气候后果。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所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称为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基本上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创新,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我们需要从内部改革我们的公司。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就像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一样,员工、雇主、股东,他们都需要考虑到自身行动的影响,在民主、环境还有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施瓦布:主席先生,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几件事。我们已经宣布了私营公司的承诺,这些公司定期根据其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具体和准确标准,按照所谓的ESG标准进行报告。关于环境问题,据了解,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再次加入了《巴黎协定》。很多新的进展得以进行,但我想问你,你对目前取得的进展是否满意?或者你是否呼吁达成新的共识,超越过去所讨论的东西?
马克龙:嗯,我对此有几点看法,首先,我们已经就气候议程达成一致,有了巴黎协议。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履行我们的承诺。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最大努力履行我们的承诺。我想说的是,因为不可能有跟此毫无关系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共同行动,以免造成生产力偏见,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年,当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时,出现了重大风险。但我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退出并没有带来这一协议的崩溃。我们也创立了“一个星球”峰会,欧洲国家,很多新兴国家,包括中国也都参与了进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国家合作意识很高,而且还与美国的许多联邦政府合作,现在拜登政府的第一步是再次加入《巴黎协定》。因此,我呼吁所有人,就像我们在欧洲所做的那样,尽快达到我们在未来排放方面的目标——减排55%。其次,我们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近期内塑造我们行为的两个决定性里程碑。现在我们需要在地方、区域层面上应用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足够高的碳定价,我们需要建立机制,鼓励和邀请企业走这条路,我们需要有制裁机制,这样公司、家庭可以走得更快,我们需要改造我们的建筑、我们的汽车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把金融业和私营公司,私营企业带进来。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我真的很相信我与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共同设立的 “一个星球峰会 “的倡议。我相信,只有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走上生物多样性的议程,我们才能向你们表明我们对气候的承诺。这就是我们的 “健康倡议”。因为这把反对生物多样性的气候变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我们目前为气候所做的,我们需要为生物多样性所做的。这就需要改变我们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农业生产,所以今年,我们必须拿出共同的规则。因此,当你问,我们还需要谈判什么,所以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我们需要谈判的和巴黎协议一样多,但是是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展开。几天前在巴黎,我们举办了一个线上的一个星球生物多样性峰会。我们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绿色长城就是其中之一,它横跨11个国家和非洲之角,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我们还提出了很多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倡议,比如推出了一项新的财务披露倡议。
施瓦布:进一步我想要对这三大方面进行提问,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采取所有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将需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或全球化的新模式,全球化的新常态?
马克龙:是的。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特别是三个因素,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在去年11月11日的巴黎和平论坛期间,我们试图召集各国元首、非政府组织来尝试和思考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巴黎共识”的东西,这可以是世界任何地方的共识,这不是问题,而在想法上,我们需要超越“华盛顿共识”。我们需要超越放松管制和结束国家干预。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的讨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共识来整合所有这些。第二,我们需要在国家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基本上是回到一个有效的多边品牌,这是我多年来一直相信的,它受到了美国上届政府的阻碍,因为美国政府不相信它,我对我们的美国伙伴在新的一年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们即将与我们重新接触,我们需要为这一新共识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机制。第三,我们需要建立这些新的联盟,就是为了迎接这些挑战,我们试图在一个星球峰会上建立的联盟,也就是你提到的新常态。
施瓦布:总统先生,总之,你提到的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系统将带来多少新的未来,它将如何使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更有可能?
马克龙:我想有几个,第一个是在数字时代,我们看到了许多革命,但是有几次革命同时发生。我们是技术革命的发起者,我们还有人工智能革命,这将改变生产力,并将改变从工业到医疗保健,再到空间领域的范式。除了人工智能革命,还有量子革命,计算能力将通过改变传感器行业来深刻改变我们的工业,能在航空工业,民用工业等方面有重大突破,这也意味着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目前的流行病,量子智能将彻底改变我们在未来对付流行病的方式。因此,需要数周才能解决的问题将在一天内得到解决,多亏了人工智能和量子智能,诊断将能够在几分钟内完成。所以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创新之间有一个融合,一方面是数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交网络、超连接和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所有这些的结合意味着我们将在创新方面有一个深度突破的创新加速,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商品化和快速创造价值的能力。那么从我刚才所说的,它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将继续创新和加速,这是肯定的。第二,在社会调整方面会产生影响,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考虑。社会不平等在明天的世界将更加真实,因为我们将看到这些影响,所以我们将有这些真正的调整,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考虑。第三,它将对民主产生影响。因此,依我看来,从社会和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些将加速我们的问题。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第四,在我们制度的弹性和应对气候危机方面,我认为我们低估了创新方面的进步,这些技术将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快地应对气候危机。因此,如果我们退一步,我相信我们的经济将不得不更快地投资于这些创新,我们必须努力,如果我们工作和合作的很好,那么这些创新将意味着我们能够创造价值,我们能够应对经济挑战。我真的相信,这将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快地应对气候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更好的经济最好是改进,而不是停止活动。但这将导致我们国家在民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施瓦布:主席先生,这是对我们未来非常全面的展望。但不管发生什么,未来都会发生,我们必须着手去建社它。我很高兴,通过你们的解释,我们看到一些人和一些领导人对如何行动以及你们对未来的看法非常清楚。以及这个未来应该做什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如何为人类的利益而建设。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我很抱歉,从巴黎到日内瓦,技术可能让我们有些失望,不过,我相信,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来让我们能够展望未来。非常感谢,总统先生。
马克龙:谢谢教授,非常感谢。每个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又回到了枯燥的工作中。但我觉得能够向前看一点是非常好的,而且我完全赞同你最后的话,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以尊重对方的意愿,用所有的优势去建设美好的生活。而我们要为这个目标服务。
施瓦布:非常感谢,祝您在2021年万事如意,希望很快能见到你本人。
马克龙:非常感谢。
“政客”新闻网站欧洲版26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支持中国领导人的提议,反对欧洲应在中国、美国之间选边站。
报道称,当美国总统拜登寻求拉拢西方民主国家“抱团”以应对中国时,默克尔对于这种“拉帮结派”表现的十分警惕。
当地时间26日,她在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视频演讲中表示:
“我非常希望避免(世界)形成对立阵营。比如说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中国,我们必须要支持其中一边,我觉得这对许多社会并不公平。这也不是我理解的事情应有的发展方向。”
此外,默克尔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多边主义的演讲表示认同。“中国领导人昨天发表了讲话,他和我都同意这一点。我们都注意到对多边主义存在需求。”
以下为演讲全文:
施瓦布:通常我们会在达沃斯见面,只不过这次只是线上见面,但我确实记得上次你在达沃斯时的情景。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地塑造这个世界,显然,由于新冠疫情,这两个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优先考虑。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由于病毒的影响,我们更有必要加强我们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复原能力。我想说的是,你已经能够以稳定的舵手角色引导德国、欧洲、世界,确切地说,你的远见卓识带领这艘船走过了最近几个月的不顺之水,我们非常期待你的讲话,以及你对当前形势的评估。请允许我补充一点,这次会议的目标之一,是重建信任和我们塑造未来的能力,这显然也是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总理女士,非常热烈地欢迎你,我们非常期待您的讲话。
默克尔:感谢施瓦布教授,感谢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坐在屏幕上的大家,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今年达沃斯论坛的形式也说明了这一点,它是一个线上的会议,可能会有一个线下会议,但不会在达沃斯举行,这一次是在新加坡,我之前对施瓦布教授说,我希望他不要把达沃斯美丽的群山与新加坡的摩天大楼相交换,尽管那显然是当今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一年前,我想没人会想到今年我们生活在一场流行病之中。但有些人确实有远见卓识,尤其是对萨欣先生来说,他是Biontech的负责人之一,他说他在那之前一年就决定改变整个研究计划的形式,开发一种针对这种病毒的RNA疫苗,他和其他许多人都做出了贡献,使我们在12个月后就有了一种疫苗。其实,这表明人类有能力做出如此伟大的科学成就,有能力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我认为这表明了这场流行病的出路,尽管这将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更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困难得多。Biontech、辉瑞等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开发出了疫苗。你可能知道,Biontech是一家初创公司。来自60个不同国家的60个人在这家初创公司工作,这也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公司的股票价值,以及这种公司的实际作用。这一大流行给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以肯定地说,我认为这将在许多方面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未来两年的经营方式。数以亿计的人被感染了,数百万人已经死亡,当然这只是官方数据,在很多方面,达沃斯论坛都是讨论我们如何走出这场大流行,寻找未来出路的正确场合,任何能控制大流行的东西显然都是好事,这不仅有利于人民的健康,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你选择了“大重置”(Great Reset)作为今年的主题,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大重置吗?这将是我首先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在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上,需要的不是重置,而是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决心,所以有三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是很重要的,也是这次流行病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第一,它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们是多么的紧密联系,我们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我们想到这个病毒在全球蔓延,我想非常清楚地看到全球化实际上也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人类的行动,而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而在这样的生存危机中,想把自己和别人隔绝开来,想把自己孤立起来,都是失败的。至少在这个病毒上,它显然已经失败了。第二,我们的脆弱性已经很明显了,不知怎么的,这种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了人类,这又一次向我们表明,我们是我们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有很多知识,科技知识和其他知识,但我们仍然依赖于自然.有一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平静的,非常舒缓的,但它也有它的后果。第三,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对于德国而言,这种流行病就像一场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而且在很多方面,它检视了我们关于社会系统的复原力,而且已经显示出我们的缺陷,我们社会系统的弱点,当然我们的优势也变得明显,但我们主要想解决这些弱点,这些缺陷。也许我们应该从德国学到的东西开始,我们的弱点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可以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就是有那么多人站出来,他们表现出了一种社会意识,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尽管许多联邦组成的国家有困难,但它也有它的优势,因为它把责任带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同时,我们也看到,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在危机之初都犯了错误,因为我们有点内向,互相封闭,但很快我们就吸取了教训。现在速度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程序已经变得非常官僚化,很多程序需要的时间太长,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基础,即我们坚实而稳健的财政,所以我们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公民引入短时间的工作,保持经济的发展,推出超过一千亿的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有这些都加强了我们的应变能力。我们的社会有缺陷,也有弱点,我们的社会缺乏数字化,首先是我们国家卫生服务的网络化,关于地方的卫生服务,教育系统的数字化,比如说在线教学这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必须介入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与我们的经济增长计划,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看到,一个有弹性的保健系统是重要的,在德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个人保健系统,但社区保健,例如预防医学,在我们国家,我们的系统中还没有足够的复原力。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从这次大流行中学习的东西,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研究政策证据中得到了证实,我上任以后,我们的研发支出稳步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了GDP的3%,我们想接近5%,我们看到的一切疫苗,还有其他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有力对研发政策推动,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我们现在需要讨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主权这个词似乎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事情,许多供应链已经中断,它们还没有真正证明自己的弹性,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如此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事实,我们应该让供应链变得更有弹性和强大,以至于它们能在大流行的时候也承受住压力,而且我觉得我们要防止人们再采用内锁政策,这也是我们需要辩论的问题,但是供应链必须要让它变得更稳定,更有弹性,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你现在要依赖它。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脆弱性,当供应链中断的时候,这个脆弱性就展现了出来,但是,毕竟这是一种病毒,从动物转移到了人类身上,我们所有的关于可持续性的公约,无论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还是气候公约,就是在《巴黎协定》中所规定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是点到为止,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需要表现出更多的决心来实施它们。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充分的证明。今年,我们将在中国召开生物多样性大会。而且,当我们执行巴黎协议的时候,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欧盟作为第一步,已经表明它已经吸取了教训。我们已经说了欧洲目标,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从40%到55%是我们要在2030年的目标。我们承诺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一旦我们实现了,欧洲就是第一个实现气候中立的大陆。而在我们面前,我想委员会主席也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非常艰难的几个月,因为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一种形式,如何在新的绿色协议中达到55%的减排目标。我们已经把40%的能源发电改为可再生能源,但我们也知道,这需要巨大的努力。如果要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脆弱性,就必须采取非常强硬的政治措施,我们显然要带着人们一起努力,例如,淘汰煤炭,改用氢气,彻底改变机动性,改用电动,还有氢气,也许我们在欧盟为复苏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必须对我们的技术持开放态度。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步骤,欧盟的标准,我们已经在这个复苏计划中设定了,我们不想照旧。我们真的要设定重点,非常明确的优先事项,超过35%的资金使用需要服务于气候保护还有超过20%的数字化。所以这是一个面向未来,前瞻性的投资,因为我们希望未来更具可持续性。过去几十年来,世界毕竟取得了一些成就,即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的确是以非常全面的方式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想再像现在这样脆弱,我们需要如何行动。但是去年联合国的首脑会议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远远落后于预期,这是一个真正的、明确的、就在眼前的危险。那么在这次大流行之后,我们都变得更加内向,我们让自己的国家工业化,专注于自己的政策,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不关心,这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事情。所以德国的目标是,这也是欧盟的复苏计划,那就是我们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实际上不能减少我们的开支,而是要做得更多。现在第三步是数字化,从我们整个地球的依赖性来说。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对我来说,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甚至更清楚,我应该说,我们应该选择,我们需要选择一种多边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封闭起来对抗其他国家不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在疫苗接种方面看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显然是我们摆脱这场大流行的方法。这也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愿景是否符合我们的行动,我认为,在沙特担任主席期间,G20在致力于疫苗接种的多边途径方面做了很多的法律工作。在这里,比较富裕的国家需要向这个基金缴费,你这样做就是参与,德国是参与金融手段,资金是一回事,但是在这个稀缺的时代,显然,一个国家是否有疫苗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都是关于公平的分配,而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现在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正在领导谈判,以便COVAX(世界卫生组织的COVAX计划是一项主要的全球计划,旨在为全球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们接种冠状病毒疫苗)能够在这方面与一些公司签订第一批合同。我也很高兴世界银行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一项目,我们将努力尽一切可能,确保尽快开展分发工作。但是我们不应该回避一个问题,谁接受了疫苗接种,什么样的疫苗得到接种,如何快速地在整个地球上将再次创建一个新的叙事,因为当你在这样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刻得到帮助的时候,你会记住这一点,远比健康在好的时候给予你的时间要长得多。现在是多边主义的时刻,多边主义意味着什么?多边主义不仅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合作,而且意味着表现出透明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简单地回顾过去,而是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从中得出结论。
现在,全球联系、全球承诺意味着我们必须关心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因此,发展合作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是我们在德国的看法,我们希望加强与非洲的联系,我们希望加强对非洲的投资,正如你们所记得的,我们已经在20国集团主席任期内启动了与非洲的合作,它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我们将来也会参与其中。
公平的国际贸易显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我们知道,世贸组织正在努力建立开放的结构,但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停滞不前,并且仲裁小组尚未成立,因此世贸组织不能真正采取行动。你知道,我是双边关系的倡导者,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对多边主义持真诚态度,世贸组织绝对是关键,我们在亚洲看到一些金融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在亚洲大陆,我们看到RCEP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一组织将结构迥异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德国担任主席国期间,我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达成了自2013年以来就开始谈判的中欧投资协议,我们试图在市场上达成协议。
为什么我对我们能够顺利迈出这一步感到如此满意,因为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品质。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更多,这更符合互惠,更透明的原则,例如在补贴方面,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方面。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可预测的进入高技术领域的途径,即最先进的技术还与劳工标准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思路,如果我们想有多边组织,想有多边公约和协定,必须制定某些标准,包括关于工作条件和环境规范的共同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些核心规范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中欧投资协定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找到应对数字化新挑战的多边办法。我确实希望,特别是在美国新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能够继续AECD的工作,特别是在税收方面,至少在数字公司方面。
但是,为了防止全球垄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看待竞争法在全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趋势。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做或者我们单独去做,那就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单独去做不足以解决那些垄断问题。现在,我们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实现经济复苏,我们现在有经济增长的地区,欧洲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打击,但今年,我们将有更多增长的预测,但显然,这必须在全世界以更协调一致的方式实现。为此,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看到G20和意大利主席国要发挥核心作用,我知道意大利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我们看看这场流行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会说,在许多方面,它从许多方面证实了过去几年达沃斯的精神,你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但现在一位德国作家常说,除非你去做,否则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场流行病向我们所有人表明,讨论、辩论和知识交流是重要的,但这场大流行也非常清楚地表明,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现在是我们应该共同行动或遵守同样的原则的时候了,显然我们需要讨论和商定这些原则,但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解决这些弱点并克服它们。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聆听。
施瓦布:非常感谢您,总理女士,请允许我就最后这一点与您进行交流。这场大流行的后果之一是,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公司更加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的合作伙伴并没有减少。我们甚至比这次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这个线上论坛期间,我们有一些工作组,在这里开会,有一个小的例子,他们承诺建立一个平台,比如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新种100万棵树。再培训和提高技能,对人的教育,这是我们需要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我想再来谈一谈你谈到的两三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是我们大家感觉到的脆弱性。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社会更有韧性,这意味着这种努力需要超越目前的危机形势。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报告中已经表明。Funderline博士今天上午说,在欧洲层面,特别是在卫生部门,已经做出了某些努力,现在正在增强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同时也在抵御未来的风险。你对此有何看法?尤其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默克尔:我认为我们的经济,顺便说一句,我们一般在景气时期做生意。有一种倾向,就是尝试使用所有不同的我们拥有的回旋余地,效率是第一位的,你没有缓冲区,我们只是及时交货,所以系统中没有真正的缓冲区。你从一切正常的假设出发,很好。但是比如说突然之间遇到坏天气,飞机必须停在地面上,世界联系得越多,系统某个部分的干扰就越会导致另一个系统的连锁反应,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线性事件如何转变成非线性事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一些可以回旋的余地。
比如说,必要的资金,或者我们使用的必要的床位,必要的库存,必要的药品。现在,好的军队知道他们需要在战争中设想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功能,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筛选它们,并尝试分析哪里需要更多的缓冲区。我认为,例如,在气候变化中,在已经处于缓解阶段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适应风险,然后才能真正做出改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这次大流行的教训,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不要认为一切都会进展顺利,一切都会很完美,但我们也必须及时预料到某些问题。
施瓦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预防性的活动,还有敏捷性。
默克尔:是的,在某种程度上, 你把两个神奇的术语结合在一起。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新冠感染数字,预防并不光彩。当你看一看感染率的发展过程,我们都一直在密切观察最近这方面的发展,指数增长的现象意味着,在开始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什么,但你必须在这期间确切地采取行动,我相信这是我们必须从这场大流行中吸取的主要教训,如果你想确保世界不会陷入一种使我们难以控制事态发展的局面,我们也应该把这一教训应用到其他领域。但是,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采取明智的行动,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我们将为一些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我们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要追求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试一试,看看我们能不能控制这个一个如此困难的现象,控制,就这一点来说,我支持这种预防性,敏捷性的概念。
施瓦布:总理女士,这场危机,或者说是这场大流行病所带来的的影响之一,是国家和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龙头企业要扮演的角色加强了。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本着保护环境的精神行事,保护人们的社会需求。您认为这对我们长期的社会模式意味着什么?而对于长期的商业模式,因为我知道我一直相信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原则,而且我一直很惊讶,一次又一次,这似乎是触发了我们的一些心理上的抵制。我认为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同时也必须具备社会功能,我认为这两个并不矛盾。您所看到的未来社会模式,是不是我们应该为之努力?而且可能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带来的。世界上的龙头企业在这次危机中会比以前更加强大,而中小公司受到的冲击特别大,这些公司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德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要走非常重要的社会道路。
默克尔:好吧,我想说的是,我们确实有一些大公司,也有一些小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从危机中受益,因为现在其他的东西都有需求,对数字解决方案的需求是爆炸性的,但当你想到餐馆的时候,想到活动管理者的时候,想到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想到小的商店和百货公司的时候,它们受到的冲击特别大,一旦克服了疫情,我们将能够放松限制,然后我们将不得不更仔细地审视我们能够做什么来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
我觉得有一些集团和公司在这次危机中意外的受益,但是你可能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却会受到疫情后果的重创。你向我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我想现在不可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回答这个问题。一再明显的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它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要充分发挥和利用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制定一定的规则,提供一定的准则,我想在每个人都拥有数字主权的时代,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基本的方针在哪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政府的国家行为和让个人实现自己的行为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所以一方面,我们有集中的过程,如果过于强大就必须停止,这就是竞争法,所以它非常重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你推行基于国家的政策时,你总是要考虑到全球的相互联系。你必须把价格内部化,气候保护就是一个例子,我相信这里最好的工具还是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定价,我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工具。但它们必须被内部化,你必须要做强制性的,因为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公司会自觉承担,而当你看看在过去的十五年左右,我会说,在2008年,当我们面临着重大的金融危机,我们有一个趋势,关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效率太过自由,没有足够的规则。然后在危机之后,我们则有相反的趋势,过度的监管。对我们的生活、经济、生态、排放价格这么重要的东西的内化,使得国家的行动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公司的行动,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钟摆游太多在另一个方向,让国家觉得他是最好的企业家,因为这会阻碍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探索,你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必须确定什么是最佳方法,这就是我要描述的方式。
施瓦布:我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您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昨天,中国强调不要搞封闭排他,他也把重点放在多边主义上,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您认为我们能指望多边组织的复兴吗?尤其是在将供应链带回国内的背景下?我们能阻止封闭排他吗?
默克尔:也许我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提出的关于多边主义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昨天发言,他和我都同意我们认为需要多边主义。而且我们无论来自哪个社会体系,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你最后很快就会对多边主义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它不一定,或者说简单地意味着实体的共存,这些实体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由人类组成的有生命力的社会,因此,我们也需要就这些不同的社会模式进行接触和交换意见。透明度是多边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我在前面提到了,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需要透明度,这样可以让你评估双边贸易是在规则空间的基础上发生的还是出了这个规则空间,出了这个规则空间就对另一个国家没有优势,而且还会会导致区域紧张,这也不是互相对立。
我非常希望避免封闭排他,你知道,我觉得如果我们说这边是美国,那边是中国,这对很多社会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们围绕着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国家进行抱团,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会有更多的共同价值观,更多的共同立场,但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我不赞成所有的数字活动完全脱钩,我们不应该尝试这样做,因为这会导致世界的分裂。但正如你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清一个社会的重要和基本的生活功能,大流行给我们上了一课,即使我的多边伙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离开我,我也可以做对我的社会最基本的重要的事情,我们有开放的社会,不会特别想到中国或美国,比如说美国在重要的疫苗出口方面有一个有效的战时法案,这也影响到疫苗生产中的重要成分,当然,这无疑将符合德国最初的想法,如果你需要疫苗时缺少一些东西,你将确保将来可以在国内生产。
施瓦布:总理女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洲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特殊作用。也许我可以创造一个短语或词语,就强调多边主义而言,非常感谢您,我们非常希望今年晚些时候也许能在新加坡的线下会议中见到您,所有那么明年论坛将在达沃斯举行。
(转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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