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美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升至约70%。而2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一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的崛起。“当一个大国崛起，会对之前的大国形成挑战，往往会带来摩擦和冲突”，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定义。当崛起中的中国，遇上掌握全球霸权的美国，全球竞争格局会发生何种变化？中美能躲过“修昔底德陷阱”吗？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详解这些问题。林毅夫认为，与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发展方式不同，中国的崛起一直是通过和平实现的，这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在和平、互利、共赢的状况下也可以实现发展。
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他指出，中国的崛起反而有助于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和环境。中美关系或在2050年出现缓和。
林毅夫。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西天取经”行不通
从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中国的答案是不到40年。根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GDP总量按不变价计算，已是1978年的24.5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1.5%。此后的近10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高速的持续增长。
创造出这样的经济奇迹，“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这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知名谜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违背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常识。如果按照西方提出的：有限政府、独立司法、产权保护等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对各国进行排名，中国并不靠前，但中国却实现了经济奇迹。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悖论”？
林毅夫认为，西方经济学大多是西方国家从自己发展过程和经验当中总结的规律。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跟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他们的瓶颈也并不见得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限制。
比如：西方国家强调市场和产权保护，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的前沿，经济发展靠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只能自己研发，靠发明来实现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出现后，发明得到保护才能激发市场从事研发的活力。
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跟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把成熟技术和产业引进来，这也是一种技术创新，而且，成本和风险会比自己发明小得多，可以比自己发明实现更快速的技术进步，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发明技术和引进技术所面临的瓶颈限制显然不同，政府和市场要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就会有差异。
可是，传统上中国人常有“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只要把西方的经验学会，就可以用来改造我们的国家，从而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向繁荣富强”。
事实上，林毅夫说，二战以后，真正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谓“凤毛麟角”。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其政策制定的时候，一般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是不正确的；而按照发达国家认为“正确的”政策去发展的国家，基本都不成功。
资料图。张舰元 制图
中国崛起靠的不是掠夺或霸权
除“走自己的路”以外，林毅夫表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国家的另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影响力是靠不断发展自身经济得来的，是通过贸易在一个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方式中实现的，而不是靠到国外去掠夺资源。
林毅夫指出，近现代以来，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都以“弱肉强食”为特征，开始不断在海外寻找殖民地。一战、二战以后，实际上也都是利用其科技强权、军事强权，来获得政治霸权，从而得到或者维持其对世界的控制。
但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对个人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行为准则。对政府来说，在本国经济发展起来、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同时，“继绝世，举废国”，也希望其他国家得到发展，让其他国家的百姓也过上好日子。而且，中国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各个地方都能参与，这样各国相互帮助，大家一起发展。
由于在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历史发展上出现完全不同的轨迹。
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发展证明，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发达国家走过的那一条。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不是只有通过发达国家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方式才能实现，而是有可能在和平、互利、共赢的状况之下获得另外一个发展道路的选择。
资料图：2020年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
2018年，中国作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
这个变化为何出现？林毅夫指出，有相当大的程度是因为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其中变化最显著的是中国，中国在201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彼长此消，过去百年曾主导全球经济、政治的八个国家现在失掉了主导世界的力量。1900年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组成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上述八国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4%。
此后，“核心”八国的范围调整，奥匈帝国崩溃、加拿大加入。2000年时，八国集团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仍占当时全球经济的47%。也就是说，100年过去，其他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只上升了3.4个百分点。
这一情况在2000年以后发生变化。2018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提出之时，八国集团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全球的占比已从47%降低到34.7%，失去了主导力量。
资料图：航拍洋浦港小铲滩码头。骆云飞 摄
2050年中美关系或出现缓和
中国的赶超，必然带动国际竞争格局的改变。林毅夫指出，美国感到自己主导世界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所以，在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将其军事力量配置到太平洋。特朗普上台以后，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等，带来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林毅夫指出，首先，发展是关键。中国需要做好自己的事，继续发展，同时继续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机会。
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如果能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世界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林毅夫解释说，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贸易战，相当大的原因是当前美国的科技水平确实比中国更高。
如果205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那时北京、天津、上海加上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区人口总量大约4亿多，会跟当时美国的人口和人均GDP处于同一个水平。这样中国最发达区域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产业技术水平也跟美国接近。美国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技术基本就没有了。
但是，中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这些地方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部分地区仍有快速发展潜力。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发展速度还会比美国快。美国不再有科技优势，也无力改变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两倍的事实，美国自己的发展又不能忽视中国市场带来的机会，中美之间就能够有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基础。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用好自身潜力，林毅夫指出，中华民族可以实现复兴，也会给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打下基础。中国崛起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和环境。
美国问题的根源在硅谷和华尔街
中国的发展是美国问题的根源吗？林毅夫表示，多数发达国家出现问题，总是不愿意去找自己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找替罪羊。
从2008年以后，中国每年为全世界市场扩张贡献30%左右的份额。如果能抓住中国机会，西方国家也可以发展得很好。
比如：在欧洲国家当中发展最好的，被称为“奇迹”的德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就曾经说过，德国之所以能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创造奇迹，就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经历产业升级、技术升级，新技术、新设备大量从德国引进，所以德国也发展起来了。
反观美国。近年来，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一般工人的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两极分化愈发严重。林毅夫说，有大量研究表明，这是华尔街跟硅谷造成的。
首先是华尔街。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后，美国就利用美元是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倡导金融自由化，这也给华尔街利用美元地位和资本账目开放，进入发展中国家炒作获利提供机会。大量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债券等市场又快速撤离，造成了其他国家金融不稳定。有研究证明，在2007年，华尔街几家公司掌握了美国所有企业利润的40%。
其二是硅谷。美国的技术走在世界最前沿，而且自己不断发明新的技术。通过新技术的专利保护，硅谷可以全世界作为市场，获得很高收入。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后，美国的发展主要就靠上述两个部分。但这两者能创造的就业非常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制造业空心化。剩下的一些留在美国国内的产业是附加值很低的一般服务业。服务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但收入水平很低，财富集中到华尔街跟硅谷的少部分人手中，这就是美国国内问题的主要来源。
财富分配不均，应该加税，然后把这些由科技创新或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财富，经过税收，部分投入于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部分用于改善教育，让国内能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但美国不是这么做的，而是把国内的问题归因为中国发展快了，中国全球化了。所以，林毅夫强调，美国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找出有利于美国自身，也有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解决办法。
（转“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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