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已至,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的种子一条街迎来一年的旺季。目测不过两百米长的街道,两边却鳞次栉比挤满三四十家种子店。
3月14日,两位“不速之客”闯进这里。本报记者与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佯装农户,走进一家种子店,花了80元购买一袋玉米种。就在女店主取货的时候,男店主突然现身,打量一番后,对方打破沉默:不卖了!事已“败露”,记者与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递了个眼色,要回钱款,疾步走出大门,身后飘来一句话:下次要再来,打断腿!这是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取证的一幕,前期调查显示,该玉米种存在套牌侵权嫌疑。先正达集团是全球第三大种子公司,由同属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的农业板块合并而成。套牌泛滥,几乎窒息了行业创新,业界日益担忧种子将沦为第二个被“卡脖子”的“芯片”。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种业翻身仗”,此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和全国两会,做强民族种业话题持续升温。“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面对种业翻身仗,打击套牌侵权呼声席卷业界。套牌侵权种子背后隐藏着一条庞大的产业链。3月9日~15日,本报记者远赴新疆伊犁、内蒙古赤峰、黑龙江绥化等地,行程累计近万公里,追踪先正达集团数起打假维权案件,揭秘玉米制种、加工、销售的地下产业链,透视种子套牌侵权屡禁不止的多重根源。
套牌是一场“集体狂欢”
在绥化种子市场走访,一位从业20余年的种子经销商告诉记者,“卖套牌侵权种子几乎是行业公开的秘密。”在绥化市场发现的侵权种子,也许真正的源头在四五千公里之外的甘肃、新疆的某块制种地里。套牌侵权种子背后是一条长长的链条,这是一场分工明确、异地协作的“集体狂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种业界常说的套牌侵权种子,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盗窃“”,在制种、育种基地或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别人的亲本材料后私繁,制成种子后,改头换面在市场上销售;二是“掏地沟”,不法分子到制种基地套购正规种子,因为出价比委托企业的回收价高,一些制种农户禁不住诱惑,便隐瞒真实的制种产量,私下将部分种子卖给不法分子。“
被套的都是市场热销的大品种,如果这个品种没有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大家更是一窝蜂去套。”上述经销商解释。先正达集团从2019年加大力度打击玉米种子侵权,在迄今54起套牌侵权线索中,无一例外都是先正达集团中国旗下三北种业的标杆品种——和育187、大德216和远科105。尴尬的是,套牌侵权的危害,除了让合法企业和经销商深感切肤之痛,其他相关方认识并不足,原因就在于侵权种子假而不劣。
“套牌侵权就像是二锅头酒瓶装茅台酒,但还卖二锅头的价格。除了被套牌的种企和合规经销商,没有人反对。”曾长期在种子站任职的种业资深人士吕晓刚说。以和育187为例,市场售价一般在八九十元一袋,但套牌侵权企业或偷窃亲本材料后自己繁育,或套购种子后改头换面销售,因为没有高昂的研发成本,售价低至四五十元。“农民得到了实惠,而且有利于发展地方农业,所以,很长时间里打击套牌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吕晓刚认为。
但是,集体狂欢的结果是——集体沉沦。套牌侵权大肆泛滥,会引发市场秩序崩塌。套牌侵权种子价格低,经营正牌的经销商也只好降价销售,长期恶性竞争,最后扛不住了,大家一起被“拖下水”套牌。表面上,套牌会助长市场繁荣,但这是短暂的幻象,带来的深远恶果是创新萎缩。“我们这个市场,玉米品种有七八百个,家家不重样,其实都清楚,归根溯源就那几个品种。”上述不愿具名的绥化经销商表示。
大面积套牌侵权打压了种企科研积极性,育种不如仿制,仿制不如套牌,品种创新速度放缓,这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隐忧。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玉米平均单产仅有美国平均单产的60%,而且在玉米行业,已经多年没有出现突破性品种。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疾呼:目前,国内种子企业的全部科技投入尚不足全球种子巨头一家企业的40%。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激发我国种业科技创新动力,引导企业更多的科技投入。事实上,打击套牌侵权已在高层达成共识。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提出用十年打赢种业翻身仗,其中一条措施便是管好种子市场,保护好知识产权,尤其要严厉打击套牌侵权行为。
向侵权坚决说“不”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全球种业经过新一轮整合,已经形成由先正达、拜耳、科迪华组成的三足鼎立格局,对种业科技制高点的争夺将更为激烈。先正达集团作为中国收购并经重组的种业巨头,在振兴中国种业和打赢种业翻身仗中,无疑被寄予厚望,承担起“国家队”使命。这,也正是先正达发起种子维权的初衷。
在很多种企眼里,打击套牌侵权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先正达集团在新疆伊犁的维权行动,重新燃起种业人信心。伊犁是全国优质玉米制种基地,按照当地政府规划,“十四五”期间,玉米制种面积将扩大到40万亩。制种基地是非法分子偷窃亲本或套购种子的主要途径。从制种到加工,再到市场流通,制种基地打假最为便捷有效,一旦到了加工和流通环节,犹如大海捞针。在伊犁察县,先正达集团在伊犁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支持下,打掉了一个侵权制种基地,回收了共计约1000吨侵权玉米种子。在可克达拉市第四师67团,先正达集团掌握重大线索后,在种子站执法人员配合下,与侵权方达成和解,对方赔偿500万元。这一赔偿金额在种业界引起震动,鼓舞了打假士气,也让一些套牌种企气焰收敛。
“打假,我们是认真的。”先正达集团中国种子板块总法律顾问余谈阵说。在很多时候,打假如同一场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先正达集团在伊犁的成功维权,首先源于向种子侵权坚决说”不“的决心。一个细节足以证明:2019年,第八师中院在查扣涉嫌侵权种子时,根据法律,要求提供2000万元担保金。面对巨额担保以及可能的风险,先正达集团中国领导层考虑再三,决定出资,将打假进行到底。一场成功的打假,背后离不开两大因素——维权企业的决心和执法部门的作为。
伊犁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书记朱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套牌侵权过去一直在抓,现在更成了首要任务,侵权对种业伤害太大,抓到这样的案件,我们就顶格处理。”今年春耕,伊犁州加大了打击种子侵权力度,除了受理企业举报,还主动寻找线索,扩大范围抽检一批重点品种进行真实性鉴定。遏制套牌侵权,既要打击,也要引导。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站站长刘忠全告诉记者,种子站计划推出诚信企业名单,从备案、转基因检测、品种真实性检测、田间检测和口碑等多个环节入手,综合评价制种企业,促进企业经营规范、政府执法规范,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维权何以陷入僵局?
与在伊犁的成功维权相比,先正达集团在赤峰的维权却陷入僵局。2020年11月18日,经过前期调查,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向赤峰市敖汉旗农牧局综合执法大队报案,举报当地发现侵权玉米种子。最初进展还算顺利,执法大队赶赴现场,扣押了涉嫌侵权的货物,并锁定了这批涉嫌货物的场所提供者,但随后发生的一波三折让人大跌眼镜。
报案第五天后,原本被执法大队扣押的涉嫌货物竟然被人偷偷转移,下落不明。更让人不得其解的是:截至记者采访时,这批涉嫌货物真正当事人仍未查清。据场地提供者供述,涉嫌货物当事人系赤峰市翁牛特旗刘某所有,但刘某否认了这一说法,至此线索中断。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检测,确认该批涉嫌货物与先正达集团中国玉米品种一致。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变得扑朔迷离?3月12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敖汉旗农牧局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队长赵金玉。“这件案子究竟卡在哪里?扣押货物被转移,场所提供者要不要承担责任?”记者问。赵金玉解释说,现在最大的难处是找不到涉嫌货物的当事人,或者说找不到货主。虽然找到了涉嫌货物的场所提供者,但《种子法》没有明确规定农业执法部门可以对其立案;扣押货物被转移,《种子法》也没有规定农业执法部门可以对场所提供者采取措施。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到公安机关,借助公安力量破案,正在等待反馈。一旦找到当事人,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
无独有偶,在赤峰元宝山区,先正达集团同样遭遇涉嫌侵权的玉米种子被转移的尴尬。据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介绍,2020年12月11日,元宝山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来到涉嫌侵权种子的扣押仓库,揭掉封条,但因被举报方未提供钥匙,执法人员无法打开仓库,且未联系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就离开。随后,该批被扣押的涉嫌侵权玉米种子被转移。更让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难以理喻的是,报案迄今已有3个月,抽样封存的样品仍未送检。“按照常规,首先要将抽样的样品送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真实性检测,以判定是否侵权,这样才能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明明是举报侵权,为何连最基本的品种真实性检测都迟迟不做,中间有何隐情?3月12日,记者随同先正达集团维权人员来到元宝山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赵永明队长回复先正达维权人员:这件案子是我们现在和公安部门一起执法,包括取证也是两家一起进行的,现在要根据案情发展(再选择做或不做)。当记者提出就上述问题采访时,赵永明表示需要经过上级批准,未予接受。
遏制套牌,重在治本
侵权易,维权难,遏制套牌,如何根治?作为先正达集团中国种子板块的总法律顾问,余谈阵这些年在维权上遇到数不清的障碍,但他认为最大的障碍还是执法。“行政执法环境的改善,对种子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些地方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有待提高,甚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余谈阵介绍,在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在现场勘验、抽样和查封过程中,不允许举报人进入现场查看和监督,也不给举报人样品留存,如果样品被掉包,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推进;还有一些地方,部门推诿现象突出,相互踢皮球,导致维权人报案无门;更困窘的是,个别案件还出现执法部门走漏风声的迹象。记者走访中,众多业内人士认为,套牌侵权屡打不绝,除了高额的非法利润诱惑,还与违法犯罪成本低有关。
解决这个弊端,一方面,执法务必规范,另一方面,完善法律也应尽快提上日程。最集中的声音是呼吁“假种子入刑”。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分析,按照《种子法》规定,套牌即属于假种子,但如果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会认为套牌侵权种子并非假种子,没有给农民造成实际损失;同时,《刑法》没有针对套牌侵权种子设立相应的罪名,《种子法》只是部门法,公安部门在认定时遵循的是《刑法》。倘若假种子入刑,问题将迎刃而解。目前,假冒商标、假冒专利、侵犯著作权等都在《刑法》中有相应的罪名,而品种权同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没有理由被排斥在外。其实,早在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李登海就曾建议“将侵犯品种权行为列入侵犯知识产权罪”。如果打击种子套牌侵权仅仅依靠农业执法,威慑力远远不够。“以前国内专卖店甚至也卖假冒LV,但自假冒商标罪入刑之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仿冒国际名牌包的情况几乎已经绝迹。”余谈阵说。
共同打好种业翻身仗
打击种子侵权,意义不止是维护企业权益,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终极目标要激发种业创新氛围,保障农业芯片不被“卡脖子”,实现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用中国种。而要做强中国种业,核心是要让中国种企强起来。一粒种子从研发到推向市场,一般需要10年之久,巨大的投入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据了解,中国有约7000家种企,真正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是绕不开的种业之痛。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之所以一大批企业热衷套牌侵权,是因为缺乏自主创新育种的能力,出于生存所逼,只能山寨或“盗窃”。
既要对侵权零容忍,也要帮助中小种企找出路,这是先正达集团打假维权的独特之处。事实上,随着先正达集团打假的持续推进,已经有一批侵权种企“弃暗投明”,从昔日的竞争对手,变成如今的合作伙伴,这是种企“火车头”带领中小种企走出困局的新探索。据先正达集团中国总裁覃衡德介绍,针对大多数国内种企自主研发能力弱、无自主优秀品种的现状,先正达集团中国在维权打假的同时,对于有一定销售能力但没有优质种子可卖的套包种企,先正达集团中国可以提供有知识产权的良种授权其经营,让其有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此外,先正达集团中国基于自身的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可以给予合作企业开展合作育种服务,赋能中小种企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把自己做强,还要让中国种企一起发展,共同打好种业翻身仗。”覃衡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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