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万夫 冯立波
“为国分忧，勇于担当，牢记责任，埋头苦干”的“背山”精神体现的是国有企业的责任，是吉化人的境界与追求。
“长子”：国家的指望
新中国刚刚成立，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时刻，党中央、国务院把吉化建设提上了日程。
1952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审阅吉林“三大化”设计计划任务书，郑重写下“同意，照办”的批示。
1953年10月15日，刘少奇阅示后，把关于吉林染料厂及热电站的初步设计的请示递送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
在国人热切的期盼中，仅仅用了3年时间，“新中国化工长子”在松花江畔诞生。
1957年10月25日，吉化开工投产的日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今天，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和吉林电石厂三个企业开始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了。我国的化学工业由此向前迈进了一步。”“吉林化工区的建成，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对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对于发展化学工业本身，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云、李先念、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8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吉化，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半个多世纪以来，吉化人牢记自己“国有企业”的使命，不忘“长子”的责任，一直把国家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王芝牛：“背山精神”缘起
吉化化肥厂建厂初期，合成氨的生产能力为5万吨；二期扩建，能力达到12万吨。经过继续扩建和挖潜，到了1965年生产能力达到24.4万吨。制定1966年生产计划时，经过反复测算和论证，提出了28万吨的奋斗目标。
1965年3月，化工部党组向全国化肥生产战线发出“增产化肥支援农业”的号召。1965年12月，在全国化肥系统的三级干部会上，化工部表扬了吉化化肥厂的工作，要求吉化拿下“30万吨合成氨”的目标。
王芝牛厂长从北京背回了这一艰巨任务。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30万吨”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吉化人肩上，艰巨得难以想象。王芝牛厂长在全厂职工动员会上深情地说： “要完成30万吨合成氨的任务，无疑像背起一座大山。可是咱们不背这座山，粮食不能增产，国家不是更困难吗！咱们这么大个厂，能让国家作难吗？不能，就是头拱地，也要把这座山背起来。”
会后，王芝牛厂长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挖潜改造措施。先抓“龙头”一造气，再抓“心脏”压缩机，扭住“合成”不撒手，率先垂范地在生产第一线逐个工序落实“脱瓶颈”措施，总结出拿下“30万吨”必须解决的15个关键问题。
1966年11月3日，一直为氨产量总在日产880至900吨徘徊，为每小时只差零点几吨而焦灼万分的王芝牛，夜不成寐，凌晨3点20分走进工厂大门，3点30分，看了压缩车间，并对操作工说：你们车间有跑冒滴漏的地方，第一个是冷却器，第二个是回水槽，得马上解决。4点，他到了厂调度室，4点半，值班长从合成车间检查回来，向他汇报：高压量少一点，压缩排油阀门都关了一关，也没看出哪漏。
王芝牛：问题在压缩，我得过去看看。5点20分，他拿着防毒面具走出调度室……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芝牛倒在了排水井旁的泥水里。7点22分，抢救无效，王芝牛厂长为“背山”拼搏到最后一息，献出了年仅43岁的宝贵生命。
王芝牛厂长殉职第3天，“日产千吨”的难关终于突破了。1966年化肥厂合成氨产量30.7万吨，提前7天完成国家下达的30万吨任务。
王芝牛成为吉化人队伍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背山精神”成为整个团队面对困难、挺身而出的响亮口号。
贾庆礼：“重灾户”成为“排头兵”
“文革”十年，吉化受到严重破坏，规章制度废了，职工队伍散了，厂区杂草丛生，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全公司9.3万台设备，主要设备完好率仅有35.1％，静密封点泄漏率达15.6‰。“滴、漏、跑、冒、脏、乱、差、软、懒、散”十害俱全。整个吉化找不到一个无泄漏车间，找不到一个制度健全的岗位，找不到几栋门窗完整的厂房。
1977年，吉化发生大小事故2317起，重大事故84起，着火爆炸4起。这一年，国家考核企业的八大经济技术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
1977年，在恢复性整顿的关键时刻，贾庆礼、郭崇隆受吉林省委、省政府、燃料化学工业部委派，到吉化任主要领导，扭转局面。
十年“文革”的破坏，十万职工的企业，“十害”俱全的现状，无疑这也是一座山，一座吉化人头拱地也必须背起来的“山”。
贾庆礼、郭崇隆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作为新的“背山”人，挺身而出，走进吉化。
贾庆礼，甘肃庆阳人，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任县委书记，解放后转岗工业战线，任兰州炼油厂副厂长、厂长。1972年调进北京，任燃化部基建组负责人。
郭崇隆，1960年3月参加大庆会战，任一探区副指挥，后来出任大庆石化总厂厂长兼“大化肥”党委书记、厂长。
他们带领吉化人跑步学大庆，在短时间内，让积重难返、问题成堆的40里化工区，经历了一次从“重灾户”到“排头兵”的嬗变，迅速驶入企业发展的快车道。
面对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他们从领导干部作风抓起，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从厂内到厂外，从化工岗位到辅助系统，从生产装置到“四室两箱”，从清理垃圾到修缮门窗，从“沟见底，轴见光，设备见本色”到“一平二净三规整”，扎扎实实地开展了4次设备整顿，消除了各种设备缺陷30多万处，主要设备完好率由35.1%，上升到84.1%，静密封点泄漏率由15.6‰，下降到2.74‰。吉化甩掉了落后帽子，1978年末被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化工部命名为“大庆式企业”。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先进企业”。
1978年5月，在全国石油化学工业第二次学大庆会议上，康世恩副总理在工作报告中盛赞吉化“大干大变”，点名表扬贾贪黑(贾庆礼)、郭起早(郭崇隆)说“他们真正到群众中去，以身作则，队伍作风就带起来了。”
1982年，贾庆礼、郭崇隆离开吉化，在纪清远、冯锡瑞、霍荣华、李奇生等继任者的带领下，发扬“背山精神”，继续进取，这才有了后来全省、全国化工系统的“学吉化”活动。
作为全国最大的化工企业，松花江水系保护的环境问题也是摆在吉化人面前一座必须背起来的山。
1978年以前，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国务院领导以“三年为期”，限定吉化必须解决污染问题。为了实现化工与环境、生产与安全、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喝着上游水，想着下游人”，吉化牢记使命，敢于担当，1979年3月15日破土动工的污水处理厂，经过18个月的艰苦努力，1980年11月26日通水运行。
1981年3月16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消息：中国目前最大的污水处理工程吉化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使用，日处理污水能力20万吨。30多年来，吉化污水处理厂的排放质量一直优于国家一级标准，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
背山，力量来自坚持不懈的爱国爱企教育
王芝牛、贾庆礼的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敢把“山”背起来，能把“山”背起来，关键在于他们那份对国家的热爱，对共产党的热爱。
王芝牛面对“30万吨”的艰巨任务，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国家作难。吉化从建厂那天起，就把爱国爱企教育紧紧地抓在手上，让每一名员工都明确个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那个时代的人们，刚刚从旧社会走过来，他们深深地知道国家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他们深深地懂得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艰难历程，他们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那份感情真挚而热烈，当他们面对国家交给的任务时，就是由衷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这是企业长期开展爱国爱企教育的结果。
王芝牛对他的团队充满信心，他知道这是一支勇于为国分忧的团队。他调查研究，拿出措施，又通过大会、小会广泛动员群众，把压力向各车间、向全厂职工传递，扎扎实实地把目标、责任落实下去。一造气车间有位老工人向他建议：从“提高有效气体质量”入手提高产量。老工人说：只要精心操作，就可以把半水煤气中的甲烷含量降低0.5％，一天可增产氨10吨，折合硝铵就是20吨，王芝牛厂长推广了这位老工人的建议，取得了预期效果。
贾庆礼、郭崇隆更是爱国爱企的典范。作为党的干部，他们始终如一地把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追求，一生如此。他们从思想深处笃定要听党的话，要为人民做事。他们“贪黑”“起早”地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动员群众，从领导干部抓起，培养队伍作风，“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对一级负责”，为扭转被动局面，公司上下付出了巨大努力。贾庆礼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当时，公司、厂、车间领导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在厂里，住在厂里，都有一种不改变吉化面貌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抓生产、抓政工的领导干部，经常在夜里开调度会，开讲评会，连夜传达上级指示，连夜整改问题。公司生产办公室365天办公，24小时指挥生产，天天召开生产调度会。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待，急事不过夜，天天上岗检查，各级领导同志很少有节假日，而且越是节假日越是到生产岗位上去，不忘用自己的思想行动去影响和带动一支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
“背山精神”的关键是“力量”，而企业的力量、干部的底气在于团队的共同理想。吉化人面对困难，面对挑战，干部能挺身而出，队伍能拉得出去，根本就在于日积月累的爱国爱企教育，使这支团队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把国家重托当成头等大事，都能把困难踩在脚下，都能让国家指望得上。这就是“背山精神”的内涵。
点评：
“背山精神”与愚公移山精神，有相同、相通之处。二者都具有坚定不移、不辞万难的背山意志，但愚公移山是为了自家出行便利，而吉化“背山精神”的目的却是为国分忧、为民解困，吉化人更强调责任与担当。
“山”是艰巨任务的象征。任务和责任虽说有大小、轻重之分，但“背山精神”体现的爱国情怀，体现的担当意志，永远是对企业素质的真正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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