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化工报》刊登由中国化工报社原社长曹恒武撰写的追忆文章和秦仲达同志的生平事迹，缅怀秦仲达同志为化工事业作出的无私奉献和其崇高品格。
3月24日下午1点多，从微信群里传来噩耗，老部长秦仲达同志与世长辞了！我顿时沉痛不已，双眼模糊。
回想几天前在翻看资料时，还见到秦部长在我写的一份材料上的批示。当时想，老部长快到100岁了吧？两年前他还亲自打电话给我，我问他身体咋样？他说不错。我真高兴！心想老爷子活100岁没问题。没想到，他老人家没能闯过去，在98岁时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热爱且为之奋斗的事业，离开了他曾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中国化学工业。
噩耗传来当夜，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他的许多教诲仍在耳边回响。我在老部长手下工作数十年，他严谨细致、刚直不阿、一心为国为民的形象始终在我脑海中萦回，为民仗义直言的场景仍记忆犹新。我心想只有把与老领导老师长相处的二三往事和谆谆教诲记录下来，此生才得以心安，才可告慰学生心中的崇高偶像。
1970年5月，化工部军管会政治部干部组领导专门去安徽60军178师城西湖军垦农场挑人，当时分配到化工系统各单位的数千名大学毕业生都储备在军垦农场学军锻炼。我原先被分配到陕南山沟里一个生产高能燃料的工厂里工作。尚未报到，就和其他20多位同志一起被抽调到化工部机关及北京下属单位工作。
5月下旬我到六铺炕部机关报到，分在生产办公室(司)生产技术组(处)上班。当时正值化工、石油、煤炭3家军管会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的过渡时期，7月份就要合署办公，但生产运营管理还是各干各的。秦仲达同志当时是化工生产办公室(司局)主任，下设生产调度组(处)与生产技术组(处)。我报到后第三天，小组长通知我到秦主任办公室去。我敲门进去，就见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可亲、年龄在40多岁的领导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你是小曹吧？”我回答：“是”。他让我坐下，然后用浓重的胶东口音说：“你们大学生在部队2年了吧?现在要派上用场了。你在的生产技术组有近20人，来自四面八方，是从化肥公司、有机原料公司、医药公司、橡胶公司和化学矿山公司等处抽调来的。目前管化肥生产的就是毕凤山和你两个人，但很快还要从南京化肥公司和工厂里调几个人来。你刚来，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多下工厂，多去现场，熟悉化肥生产工艺和设备，了解上下游和关联行业。中国是农业国，农业以粮为纲，1斤化肥可增产4斤粮食，你抓化肥就是抓粮食。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现在化肥太少，1000万吨几年还打不下来，氮肥主要是碳铵，钾肥基本靠进口，任务艰巨啊！”
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对化肥工业的宏观形势、工作任务和重心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当时中国由于受财力、技术和资源的限制，建不起大型化肥厂，只能靠中小化肥厂当家。建一个年产3000~50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一个县的财力就可承担，技术上采用侯德榜先生等人独创的工艺制碳酸氢铵也很成熟，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原料无烟块煤紧缺。山西晋城、河南焦作无烟煤资源丰富，但由于采掘设备、技术等原因，产品大量是粉煤和碎煤，化肥厂制造原料气体都采用的是固定床气化炉，必须要用透气性好的块煤做原料，这就限制了化肥厂的建设和发展，也成了秦仲达同志的心病。
如何解决利用大量无烟粉煤制气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此，他身先士卒，一心扑在化肥厂造气炉旁，不怕烟熏火燎，满脸煤灰、废寝忘食，亲自带领我们探索造气最佳工艺指标，掌握规律。他还常常披星戴月，栉风沐雨，下煤矿跑工厂搞调研，抓典型，深入矿井、车间，与工人、技术人员一道商量研究，拿主意，想办法，听建议。功夫不负有心人，粉煤利用终于传来好消息，江苏的涟水化肥厂、丹阳化肥厂在煤粉中加入少量黏土、石灰和水，经机压加工成煤球，放到造气炉中制气获得成功；中型化肥企业石家庄化肥厂发明的双筒对吹粉煤气化炉也取得良好效果，这鼓舞了大家的士气。秦仲达同志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在涟水、丹阳、石家庄分别召开全国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做法。这是在化肥原料路线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
经过与秦部长多次出差接触和他手把手的言传身教，我们之间已结成忘年交，无话不说。一次出差途中他跟我说，他一开始不赞成建设小氮肥。原因它规模小、能耗大、成本高、产品档次低、不够经济。但现在看来，小氮肥厂投资省、技术成熟、原料易得，适宜遍地开花，首先得解决化肥的有无问题，这符合中国国情。
1971年秋，抗美援越战争接近最终胜利阶段，前线军火弹药消耗高速增加。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向燃化部提出紧急增产浓硝酸的要求。部里决定由时任化工生产组组长的秦仲达同志带队，组成工作组现场办公，驻厂督导生产。
浓硝酸是生产高爆炸药TNT的主要原料，当时我国采用直接法工艺生产浓硝酸的只有兰化公司化肥厂一家，规模为年产10万吨，其他采用间接法工艺生产浓硝酸的3家，规模都不大。9月中旬的一天，我随同秦部长一行四人来到兰化，一放下行李，就直奔车间。秦仲达同志戴上一副面具，就一头扎进“黄烟弥漫、刺鼻辣眼”的装置内部查看。那种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勇气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后生感到汗颜。
晚间回到招待所，工作组立即找来厂长、车间主任、班组长座谈，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大家说，问题的根子在漂白塔焊缝腐蚀，带压下造成浓硝酸和四氧化二氮的泄漏。直接法浓硝生产的关键设备漂白塔用纯铝材大口径圆桶体制作而成。那时我国没有大口径无缝铝筒旋压设备，只能用铝板经卷压再焊接成圆筒代替。结果新塔用不到两三个月就漏了。解决的办法是用大口径无缝铝筒，而这是战略物资，当时根本进不来。
会后，我问秦组长，为什么总是焊缝出问题？他告诉我纯铝本身是耐浓硝腐蚀的，因为焊接高温氧化，加上可能有气泡和夹杂，这就降低了耐腐蚀强度。你过些天回去尽快找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了解大口径无缝铝筒旋压技术研究的进展情况。他的回答如此专业，对问题了解如此透彻，令人钦佩，也使我想起一位老同志给我讲的关于他的故事。东北刚解放时秦仲达作为军代表接管我国最大最老的化工基地——大连化工厂。周恩来总理到大化视察，他自始至终陪同，每到一处生产装置，从生产工艺指标到机器设备介绍得头头是道，周总理听后非常满意，当着面对他说，现在我们国家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厂长。
我们工作组在兰化驻了近两月，帮助厂里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装置运行周期有所延长，生产逐步走向平稳。秦组长跟我说，工作组要撤回北京了，你跟大连化工厂联系一下，让他们浓硝车间派两位师傅到川化帮助会诊一下。你从兰州直接到川化与他们会合，争取春节前完成任务。我说没问题，就到川化，与大化师傅一道对川化硝镁法间硝装置运行不稳定的问题进行诊断，提出改进措施，生产很快有了起色。半年多之后，北京有色研究院也攻克了大口径无缝铝筒旋压技术，我国浓硝酸生产瓶颈终于解除，国防军工得到重要保障。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化肥工业产量少、技术落后、原料路线和产品单一。为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国家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52万吨)尿素的先进大型化肥装置。秦仲达同志在徐今强、孙敬文等老部长领导下，参与项目前期规划、考察、选址、引进、建设、试生产和管理等全过程，可谓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特别是他在1978年4月组建新化工部担任副部长之后，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到大化肥厂的建设和新厂试生产上，督促检查职能部门把实现长周期安全运转作为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紧抓好。
我从1973年底被任命为机动安全组(处)副组长以后，主管全国55家中型氮肥企业和后来陆续投产的引进大化肥的设备机械维修及安全管理工作。引进的大化肥装置以天然气和石脑油为原料，机械设备大多用蒸汽透平驱动，工艺、设备先进，流程长。如果有一处设备出现故障，则联锁制动，整个装置就得从头停到尾。要开车还得从头再来，顺利的话也要三四天，停车1天就要损失20多万元。因此，加强工艺管理、维护好设备，确保装置长周期安全连续运转是头等大事，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熟悉掌握先进工艺和设备成当务之急。
为了提高整体管理水平，1980年秦仲达同志和化肥司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和沧州化肥厂领导带队组团去罗马尼亚考察装置维修和设备管理，我们在吐尔努·墨古雷列同类型引进大化肥厂考察了半个月，确实学习借鉴了不少有益经验，对实现长周期安全运转很有帮助。
在13套大化肥中，从法国引进的以石脑油为原料的3套大化肥在开车试生产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共性问题，就是装置的核心设备，每分钟转速1万多转的合成气压缩机驱动汽轮机KT1501叶片多次断裂，造成工厂开开停停，严重影响正常生产。法国人束手无策，请来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到现场解剖分析，短期内也难有解决办法。遂向秦部长报告请示解决办法。他考虑再三说，还是得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当即决定，让我跟他去一趟锦西，找锦西化机厂以及老厂长郝振贵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到了锦西化机，秦部长专门请来了己经退休的郝厂长，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两手准备，先测绘加工一批新叶片，供维修，保运转;同时厂里组织精干力量以最快速度重新加工制造一台同尺寸新转子保驾护航。由于决策及时得当，使得3套大化肥得以较快恢复生产，正常运转。
此事让我终生难忘，一个部长为了工厂的一台设备，亲自出马，礼贤下士恳请老伙伴，帮助解决难题，这在中国化肥发展史上必将传为佳话。回京途中我跟他谈起，有人笑称化工部是化肥部。他说，叫化肥部有什么不好？民以食为天，农业以粮为纲，国家无粮则乱，这是硬道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如火如荼向各行各业纵深发展，抓住发展机遇，对内对外宣介化学工业，吸引海外投资，服务产业经济；同时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掌握舆情，非常需要一个平台。秦部长审时度势，顺应民意，积极酝酿筹办一张机关报。经部党组研究，决定1985年元月正式创刊，定名《中国化工报》。
1984年下半年开始，筹组领导班子，招兵买马，广揽人才，紧锣密鼓展开。同时呈请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为报纸题写报名。1985年2月的一天，接办公厅秘书处通知，秦部长要召见我。到了部长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说：“化工部机关报于元月5日已正式出刊，作为党组的喉舌和化工部的权威媒体使命、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党组决定委派你去化工报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负担起办好化工报的重大责任。你到部机关工作己有15年，对化学工业特别是化肥工业比较熟悉了解。党组在讨论报社领导班子时，管生产的谭竹洲副部长主张你留在化肥司，但我认为报社更需要你。”我当即表态：“我从调部机关第一天起就在您手下工作，15年了，您对我比较了解。我搞了十多年工业管理，对化肥行业有很深的感情，转行搞新闻专业觉得有点舍不得。但本人服从党组的决定，一定愉快地去报社工作，同时与老史配合好，当好他的助手，同心同德带领全社同志把报纸办好，不辜负党组和部长的要求和期望。”他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十多年了，我相信你有能力把化工报办成党组放心的一流权威报纸。头一年每期报纸的清样我都要看，社论、重要会议和我的讲话新闻稿都必须送审。”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秦部长对新闻舆论的高度重视以及化工报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考虑问题的深思熟虑以及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秦部长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关心下属、清廉正派的人格魅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为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建设、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中国化工报社原社长 曹恒武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化工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原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秦仲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3日23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秦仲达同志，汉族，1923年9月30日出生于山东荣成。1941年9月，他辞去在香港待遇优厚的工作，返回内地，寻找加入革命组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海专署工业研究室任研究员，专门从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工和民用紧缺的纯碱、硫酸等重要化工产品的研制工作，先后在中共胶东东海专署、胶东军区后勤部、胶东军区兵工总厂工业研究室任研究员、股长、副主任。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参与苏联红军移交给我党的大连化学工厂的接收工作，先后任大连化学工厂工务部长、副厂长、代厂长、厂长。1952年11月，任东北化工局副局长。1953年3月，任大连化学工厂厂长兼大连工程公司经理。1956年7月起，先后任化学工业部基建司副司长、设备司副司长兼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技术供应局副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生产调度局局长、生产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6月，任燃料化学工业部化工生产组组长；1975年1月，任石油化学工业部综合计划组副组长。1976年至1977年，根据中央安排，在中央赴上海工作组工作。1978年4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79年12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3月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99年10月离休。
秦仲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秦仲达同志以自己掌握的化工知识和技能，土洋结合，立足实际，先后参与研制出纯碱、硫酸、甘油等重要军工和民用化工产品，参与研制出雷管、信号弹、发射火药等紧缺的军工产品，为胶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军工和民用物资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秦仲达同志为我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型化工企业——大连化学工厂的顺利接收、全厂修复、改扩建和全面恢复军工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化学工业部工作以后，秦仲达同志先后在多个重要管理岗位任职，他勤奋敬业、善于学习总结，在落实苏联援建项目、大型化工企业基本建设、化工技术设备和项目的引进、化工行业生产调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党忠诚，忘我工作，坚持真理，党性坚强。在担任燃料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化学工业部生产管理和综合计划部门负责人期间，他努力做好全国煤炭、石油、化学工业的计划安排和生产调度工作，为燃料供应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转作出了积极努力。在中央赴上海工作组任职期间，他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为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恢复上海市党政机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担任化学工业部主要领导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秦仲达同志团结带领化工战线干部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中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积极组织推进化学工业现代化建设。在此期间，化肥、乙烯、橡胶、轮胎等先进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氯碱、农药、钾盐、感光材料等传统化工技术改造取得重要突破，国防化工的配套建设得到有力保障，化工企业的整顿、改革和发展，化工系统的体制机制改革等有序进行。
1999年10月离休后，他仍然心系党和人民的事业，调查研究，深入思考，先后就感光材料、国企改革、矿山安全、烟花爆竹、高速列车机组研制、国企引入外资、城市规划和建设等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其中多项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批复。在石油化工领域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之后，他会及时了解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充分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忧国忧民的真诚之心和为党为国奉献终生的革命本色。
秦仲达同志具有党性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政治勇气。离休后，他依然坚持参加组织生活，他经常强调“党员就要对党忠诚，就要对党掏真心、讲真话!”
秦仲达同志坚守初心、心系人民。他重视在搞好化工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不断改善化工战线干部职工的生活。在担任化学工业部主要领导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在多个重要工业项目立项、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在推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法规建设中，他都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当地环境保护和是否对人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为主要决策考量，他的很多意见建议得到采纳。
秦仲达同志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无论是建国前对大连化学工厂的接收、修复和快速恢复军工生产，还是带队到欧洲考察引进先进化工技术设备，无论是为解决粮棉紧缺推动化肥和农药生产建设，还是根据中央决策引进化肥、乙烯项目建设，无论是在化学工业部，还是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他充分发挥在化工专业和管理方面的优势，高度重视深入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化工建设、农业发展、环境保护的需要，立足实际，以切实解决问题为目标，真抓实干，取得显著成效。在推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推进立法和法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时刻把化工生产安全挂在心上，注重化工安全制度建设和落实。担任化学工业部部长期间，他重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落实，统一制定了学习、考核大纲，全国近5万名化工企业领导、技术负责干部参加了学习、考试，有效推动了化工行业的安全管理，开拓了企业领导干部安全培训制度化的新路子。
秦仲达同志尊重科学、重视人才。他逐步成为化工生产技术方面的高水平专家和具有较高专业造诣的管理者。他从进入化工领域开始，就始终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从事化学工业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化工军工研究和生产，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化工基本建设、设备研制和全国石油化工的计划和生产管理工作，他都严格秉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成效显著。在大连化学工厂任厂长期间，他主持制定了“三级安全教育”工作制度，并作为一项经验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对防范和减少工伤事故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他的重视、支持和指导下，20卷本、近5000万字的《化工百科全书》从1990年起陆续出版，并获得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他立足化学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实际，为化学工业部机关和部属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新老交替和梯队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支持吸收大批具有高等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到化工干部队伍和科技人员队伍，为后来引进化肥、乙烯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秦仲达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政治性强，立场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不懈的奋斗精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秀政治品格。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解决实际问题。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尊重科学。他坚持原则，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勤政廉洁，正直无私。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关心支持化工系统离退休干部工作，多次就落实困难化工企业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提出意见和建议，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尊重。他坚决拥护和支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始终对党和国家前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秦仲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学习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秦仲达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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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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